从某一个角度上看到话，会发现我们人类身处这个宇宙的一个极端：
这个宇宙里面能量的极小变化，只对人类的生命自身有意义，所有的生命，特别是人类的大脑，都只能在极小的温度范围内，才能正常存活；而极小的能量变化，也只有在物质组成从分子到生物大分子、以至于细胞和生命体系的序列中，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然后，当我们从自身存在所处的这个物理处境，往更大的能量变化的地域看过去，就看到了失去外层电子的离子，看到了原子核，看到了质子中子电子光子…同时，也看到了太阳系、黑洞、伽玛爆、银河系、本星系团、本超星系团、…一直到我们现在的物理学所能想象的能标极大处-普朗克能标，大概是10的19次方千兆电子伏特。
所以，从能量的意义上，人类自身其实处于宇宙的一个极端：能量标度极小的场合。
那么高能物理，就是人类从自身的能标极小朝向能标极大的目光之延伸。
这个系列，就是试图叙述我们目光延伸过程中的那些重要的事情。
1，X射线的实质
伦琴发现X射线时，距离麦克斯韦完整论述电磁场理论已经20多年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前沿物理学家，不仅是实验物理学家，并不是完全掌握了电磁场理论。
例如，伦琴、伟大的统计物理学家玻耳兹曼、FitzGerald、Lodge等人，都倾向于认为X射线是作为光的传播介质的以太的纵波。
伟大的洛仑兹也含糊不清，只有汤姆逊等少数人正确理解为作为横波的光。
真相与意志的分界-从汪精卫聊起
by kosmos on 1月 5, 2008
真相与意志的分界
这个题目，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引发我给出这个题目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肯定是会让大多数人都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曾经不怕牺牲去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为何会在后来成立汉奸政权？
当
然，这个事情连带好玩的是，张爱玲爱上一个汪精卫政府里面的汉奸之情事；而连带最好玩的，就是《色戒》里面，爱国学生们在香港摩拳擦掌准备暗杀汪伪汉奸易
先生的时候，邝裕民激昂地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杀几个汪伪汉奸又算什么！”李安可能忘记了这么一个故事：汪精卫因剌杀清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判终
身监禁。汪精卫因此作绝笔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言归正传，汪精卫为何要去领头做汉奸？
汪精卫的一切汉奸行为，都来自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在当时没有可能抗战胜利，中国继续抗战下去的结局多半就是彻底亡国，至少，会是在战败前提下更严重的丧权辱国。
让
我们都想象一下，在193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撤退到了重庆，半个中国都已沦陷，全部出海口都已丧失，唯一的可以获得外援的云南至缅甸的公路也已被封
锁。然后，假设你作为当时仅次于蒋介石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还知道中国的军队、军工的更为具体的实力数据，等等等。。。然后，你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
还有战胜外敌的机会吗？
实际上，这个判断可以说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但，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历史洞察力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相与意志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两者交融起来。
集智俱乐部的一次聊天
by kosmos on 1月 5, 2008
集智俱乐部的一次聊天，主事者dahe要我写下我所说的，本来只是信口随兴而言，不值一记，但他们的惯例是要记录，只有勉为其难，想到多少算多少吧。
按照我的记忆新鲜度来写。
1，刚开始是一些泛谈，我要Jake具体谈一个他最熟悉的来自真实物理世界的研究对象，他介绍了他所了解的生态系统复杂性问题：能量流的问题。
对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似乎是已经有一些有趣的结论，是关系到一个生态系统有意义的特征指标的。例如流动速度，效率最大化，等等。（以后最好是找个有黑板的地方，便于条理化介绍，所以我现在并没有明确的记忆，关于那些指标。）
我
的问题是，假设指定一个物种内容明确的人造生态系统，不管是能量流还是其他什么，都是完全明确的了，然后向这个系统增加一个新物种，会对这个系统的指标带
来什么变化？因为我的意趣是，真实的进化，是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进行的，新物种的出现，肯定是带有显著的生态意义的，那么这个生态意义，究竟体现在哪些地
方？作为新物种产生的诱导因素？作为整个系统的某些指标的自然演化？特别的，是一个占据新的生态位的新物种，总觉得是一种必然性在里头，一定有些来自生态
系统本身的约束条件，塑造出我们可见的生态系统。
Jake的回答是，一个生态系统确实是有向外扩张，增加新物种的倾向，（这个倾向是由哪些结论、如何表现的呢？）…
有机会得进一步深入考虑这个问题。
2，就东西方哲学与科学的主题，季燕江提出了很好的问题：
关于冯友兰的哲学或哲学史
by kosmos on 12月 30, 2007
记得大巴伊始，我就说到过要谈一谈自己对冯友兰的看法，但我对冯友兰的判断，只是来源于早年的翻几页的掠影，他的东西也就只值得翻几页，所以，一直手头没书，今天偶然从电驴下载到一本，也就可以说几句了。
1982年，他很高兴地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头衔，并做了一个自己一生学术的总结性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
他一生主要关注的问题框架是，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以及发展。
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之所以发生，是受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强烈提示：西方的哲学传统背景下，首先，如何理解中国的相应事务。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框架性问题，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实质，是什么？
他归纳出自己一生所经历过的三个逐步深入的答案：
最开始，是按照通俗的地理观念来理解，就是东西方地理区隔导致文化的面貌不同。这个观念的代表作就是其1922年的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实质上，这个理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何所谓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内涵上，尚且混沌的情况下，拿出地理区隔来做答案，根本是答非所问。
随着阅读的增加，冯友兰后来意识到，可能更好的答案是历史本身。也就是说，他开始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历史断面上所体验到的两个文化的差异，要追溯其差异的实质，就得顺着这个历史往前探查。他在其《中国哲学史》里面尝试了这个努力。其结论是，中国的哲学史，前后的历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分别对应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古代和中古时代。而对应于西方哲学史的近代哲学，在中国则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