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冯友兰的哲学或哲学史

by kosmos on 12月 30, 2007

记得大巴伊始,我就说到过要谈一谈自己对冯友兰的看法,但我对冯友兰的判断,只是来源于早年的翻几页的掠影,他的东西也就只值得翻几页,所以,一直手头没书,今天偶然从电驴下载到一本,也就可以说几句了。

1982年,他很高兴地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头衔,并做了一个自己一生学术的总结性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
他一生主要关注的问题框架是,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以及发展。
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之所以发生,是受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强烈提示:西方的哲学传统背景下,首先,如何理解中国的相应事务。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框架性问题,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实质,是什么?
他归纳出自己一生所经历过的三个逐步深入的答案:
最开始,是按照通俗的地理观念来理解,就是东西方地理区隔导致文化的面貌不同。这个观念的代表作就是其1922年的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实质上,这个理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何所谓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内涵上,尚且混沌的情况下,拿出地理区隔来做答案,根本是答非所问。

随着阅读的增加,冯友兰后来意识到,可能更好的答案是历史本身。也就是说,他开始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历史断面上所体验到的两个文化的差异,要追溯其差异的实质,就得顺着这个历史往前探查。他在其《中国哲学史》里面尝试了这个努力。其结论是,中国的哲学史,前后的历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分别对应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古代和中古时代。而对应于西方哲学史的近代哲学,在中国则阙如。
冯友兰的这个观察,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评的话,是不及格的,因为把中国的所谓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只是盯住了中国精神历史的一个非常表面的现象,就是早期的一些主要思想流派,尚不具备政治上的特别意味,因此也就还只能都是作为百家争鸣着,大家都平等地属于*子;然后,由于政治的发展,一些思想流派开始具备明确的政治地位,这就导致曾经的子书,一摇身而变为经书。
而这,只是一个政治现象,并不足堪任为思想的历史区分标志,因为本质上,所谓思想,是人类的内在知识,其历史的演进,有意义的历史标记,只能来自人类的内在精神变化。

既然冯友兰一头扎入历史就没及格,其后在其一生的对历史观察的经历中之漂浮就相当自然了。
历史分期更进一步的说法,就是冯友兰所谓的第三阶段答案:社会类型的差别。
思想和精神的差异,被追溯到更为社会化的层面来之后,冯所需要考虑的对象也就越来越跳离其思维能力的范围,在20世纪40年代写完6本书之后,紧接着就是面临一个疾风骤雨的社会大变化,正是在这个大变化中,冯进一步地被拔离了其思维所能掌控的地域,进入了一个几十年在反复修改中“摇摆踌躇”的历程。
最后,这样一个飘零的人,找到了黑格尔的“奥伏赫变”,所谓辨证的概念,(该词详尽的意涵参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一节),来全盘理解他眼中的中国哲学史。这就是他花了一生精力尝试着从一个哲学史家转变为一个哲学家,所交出的最终答卷。

这是一个轻巧的悲剧。
而,如果再考虑到冯之后,时人推举其为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则又使得那个悲剧更抹了点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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