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反革命边缘”的角色

■记者 孙滔

“华北局势动摇，东北方面几已全军覆没，故唐山人心惶恐万状。唐山工学院学生已纷纷南下。所中正积极将植物标本、文献卡片及标本照片等分寄昆明与庐山，已嘱蔡希陶将烟款汇沪转汇来平，供本所南迁之用也。”
1948年10月4日，时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简称静生所）所长的胡先骕（1894年~1968年）致函任鸿隽作该所的南迁准备。
是年秋，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与胡先骕接触，希望他留在大陆。
尽管胡先骕“虑及家口甚多，而平时言论又极为共产党所疾视”，但经劝说他还是和地下党的领导见面。据静生所绘图员冯澄如之子冯钟骥回忆，当时出面的是地下党城工部学委书记杨伯箴和中学委书记李霄路。
胡先骕选择了留下。

救国
胡先骕字步曾，1894年出生于江西新建县一个官宦世家。1912年9月2日，时年19岁的胡先骕参加江西都督李烈钧大力支持的江西省赴美留学考试，共有16人入选，胡先骕名列第5名，同学中有饶毓泰等。
“自幼便有为满清皇朝服务的志向”，胡先骕曾在自我思想检讨中写到。他早年在京师大学堂预科时还曾送慈禧的殡，但中国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曾经认为自己不该参加孙中山革命的胡先骕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甚大，且立志为祖国欲研究一门科学，“对于政治认识甚为模糊，亦不愿过问政治”。
1912年年终，胡先骕到美国，正逢圣诞节。他题诗这样记述：二十不得志，翻然逃海滨。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1913年春，胡先骕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学院。先学农艺，后转入植物系。他后来谈到当时的观念是“抱着纯技术观点来获得专门的知识，以外国大学的学位做敲门砖，以求得到一个饭碗”。
22岁的胡先骕获学士学位后归国。于1917年2月，他领了一份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差事，月薪100元。
胡先骕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在191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胡先骕主持了学衡一派，与其本家胡适扮演了唱对台戏的角色。他说：“胡适、陈独秀这些人竟敢创造白话，又来打倒文言，我虽不问政治，但对这个毁灭中国民族的崇洋文化的运动，是不能坐视的。”随着年月与思想的渐变，胡先骕后来不再持这类观点，他与胡适也成了好朋友。他反思道：“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业已玷污，无可补救。”
胡先骕之子、北京大学数学系退休教授胡德焜认为，父亲虽然有对儒家坚决的认同，但他不是守旧的人。“父亲绝不是满清遗老，而且他有些思想是相当超前的。”胡德焜说。
确实，到了1923年，胡先骕再度赴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其再次接触西方思想，也渐渐赞成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
胡先骕曾任职东南大学，在广州他看到一切设施都有新气象，渐渐对国民党观念有了转变。1922年，胡先骕、钱崇澍、杨杏佛等人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首开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先河，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纯科学研究机构。到了1926年，胡先骕从东南大学辞职，举荐了自美国回来的梁实秋到东南大学任职。他自己则到中国科学社任生物研究所专职研究员，专心于生物学研究事业，而不再去作文学。
胡先骕初次与国民党发生政治关系是在1931年，胡先骕致函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论及政务。

参政
胡先骕有了参政的想法。他在思想检讨中说：“我对于蒋介石观感的转变起于他积极从事建设，以巩固他的政权的时候，他在各省修建公路，修建浙赣铁路、粤汉铁路，改良兵工厂，创办中央研究院等等，我对他渐有点佩服了。”
1936年，受陈果夫邀请，胡先骕与蒋介石会面。这为他1940年9月就任中正大学（即现在南昌大学前身）校长奠定了基础。但胡先骕没有对蒋介石溜须拍马。
他有着自己的一套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在蒋介石面前直接进言并批评蒋介石政策。这样，胡先骕认为自己无求于他，还在无形中提高了自己身份。胡先骕认为，敢于批评蒋介石正是其清高大无畏精神，他希望蒋介石能够实施改良主义措施。
就任中正大学校长的胡先骕个头儿不高，戴宽边眼镜，蓄仁丹胡须，在任何场合都是着一身深色长袍，如遇庆典则外加黑色马褂，以致其经香港转广州时，曾被边防军疑为日本人而扣留。据中正大学校友黄克敏回忆，胡先骕作学术报告，兼及为人处世，论证翔实，语言生动精辟，备受学生欢迎。特别是在请学者专家作报告，最后校长总结发言时，往往比原报告内容更深入更精彩，对原来内容空泛、条理不清者，加以充实和条理化，使报告更上一个档次，受到学生热烈鼓掌欢迎，使原报告人难免略露羞愧之色。
这时，胡先骕虽然经常撰文批评蒋介石政策，但他对于前苏联与中共也持排斥态度。中科院微生物所程光胜与胡先骕是新建县同乡，其父亲更是与胡先骕交往甚多，他告诉《科学新闻》，其大哥是中正大学的校友，胡校长在作学术报告之余，也会带上一段反共形势的分析。
1947年，胡先骕受胡适等人邀请组织独立时论社，其间写了多篇反共的文章，并且这些文章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一篇文章往往在几十家报馆同时发表，有着广大的读者群。
尽管胡先骕认为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大学校长党政训练班是对他的侮辱，而且还要求写自传得肄业文凭，但他还是竭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正如他自己检讨所言：那个时期虽然对于国民党及反动派认为不可救药，但十分惧怕共产党革命成功。
1947年6月8日，胡先骕在《经世日报》发表《要“顺潮流”亦要“合国情”》，文章说：“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为一种潮流，社会主义、集权主义亦为一种潮流。吾人苟细究我国之国情，则见中国人民不喜政府之过度干涉，而又不求行使民权；倾向家族式自治，而又不善于执行自治式之政治；无阶级观念，倾向社会主义而又视私产为基本人权；故集权政体与共产制度最不合于中国之国情，而民主政治与民权主义亦不易实现于今日。”

留下
尽管胡先骕与胡适等于1948年3月组织社会党，以期组建一个中间路线的政党来拯救中国。并且胡先骕认为：“愿意胡适之当选总统，我并不是佩服胡适之。我认为他太保守了，而且我也知道胡适之虽当总统，仍是一个傀儡。但他是一个名流，他当选总统可以一新社会的耳目，一些进步人士可以获得一部分政权，政治实施总可会有些进步。”
1948年的10月，北平物价之贵，骇人听闻。面粉价最高时达到120元一袋。公教人员生活无法维持，为了求生存、争温饱，北大、清华、师大、燕京等各大学教授讲师皆已罢教，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医院停诊。
当时飞机票已经订到次年2月。1948年10月4日，时任静生所所长的胡先骕致函任鸿隽称“静生所南迁实属必要”，并认为“然此间教育界人竟有不预备南迁者，北平研究院即不作南迁计，殊可怪也”。
11月9日，胡先骕决定静生所不南迁，但称其本人必须南下，驻守庐山植物园。到了12月7日，胡先骕告诉任鸿隽，静生所要出售显微镜以用来发放人员工资，他们售得1500美元，市价7万余元。
但是年秋，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已与胡先骕接触，使得胡先骕有了摇摆。不过胡德焜告诉《科学新闻》，原来父亲很怕共产党的，但地下党怎么做的父亲的工作，不是很清楚。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举行餐会召集在北平的胡先骕、徐悲鸿、马衡、叶企孙等20余社会名流，座谈谋和问题。在会上，胡先骕也奉劝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
在留下与不留之间摇摆不定，最终胡先骕还是决定留下来。这一直是人们热衷的谈资。
《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的编撰者、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认为，机票只有几张，所以胡先骕没有走成。但1938年出生的胡德焜不以为然，他说虽然自己当时年纪小，但他认为父亲要想拿到机票船票和国外职位是没有问题的，尽管父亲对蒋介石很失望，但这不是最主要的，他的想法可能是不能扔下静生所。
胡先骕领导的静生所被接管并非顺利。1949年3月28日，胡先骕致函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申请借款维持静生所。此时华北大学农学院迁至北平，负责人乐天宇几经交涉要接收静生所，但胡先骕并不乐意。
直到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在11月8日的科学院第6次院务汇报上，党组副书记丁瓒报告：曾昭抡说胡先骕表示不愿意和华大合并，而愿意并入科学院。
最终胡先骕成为了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

波折
解放后，胡先骕仍然不改言论无忌的作风，其命运就此急转直下。
在植物所，胡先骕一直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一直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这时候，以前的朋友们大部分到台湾或赴美了，其好友任鸿隽虽然留在大陆，但自身难保。胡宗刚认为，只有竺可桢保护他。
胡先骕自己不担任行政职务，又长期不到研究所去，所以思想越来越顽固保守。而胡先骕长期不到所里上班也给了很多人以批判的口实。1952年的思想改造，植物所的人们批判他，院里也专门批判他。不过现任植物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牛喜平告诉《科学新闻》，当时主导批判的，是来自上面，而不是所领导。
胡先骕称自己在植物所的意愿是像老友秉志那样埋头于研究工作即满足，但秉志较温和，之前也没有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所以他得到了尊重。而胡先骕则“五毒俱全”。
他在1950年3月的人员调查表中这样填写：
个人志愿：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撰写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以余力治古植物学。
个性与特点：性情和平，诚恳坦白，乐于助人，对于科学与文学有甚大兴趣，不长于行政，畏劳畏烦，适宜于科学研究及教授工作。
胡德焜也认为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但一旦发言，则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次群众给他写大字报说他是反对群众运动的中流砥柱，他说我不当中流砥柱谁当啊。
当时党组织对于胡先骕之前的言论看得非常重，也有人怀疑他是特务，甚至提出他向美国植物学家提供水杉种子即是特务嫌疑。程光胜也谈到，有人还去他家里搜查有无电台。
胡先骕的“前科”以及他言论不羁的作风让他并未安心研究。胡德焜认为父亲是“反革命边缘”的角色。父亲经常不去植物所上班，他就是不愿意参加政治学习，而家里确实有一些困难。胡德焜说，当时领导部门对于敌我关系的考虑更多，而不是从科学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对父亲老是盯着他，监视他。
胡德焜还谈到一件事，父亲一次往国外投稿，落款为“China Peking”也招致了批判，认为这是在制造两个中国，而事实是胡先骕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1950年，《北京史话》刊登胡先骕长文《北京的科学化运动与科学家》，其中评价了胡适等几位教授，他这样评价胡适：
北京大学诸教授中最知名者，当属胡适。我常与陈衡哲女士谈胡适不朽之著作为何？答曰或者是其小说考证。果如此，未免名实不符，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与其新文化运动殊不相称。
1951年，人民日报即刊登读者王澈来信，称胡先骕错误地介绍了胡适、傅斯年、翁文灏等反动人物。
结果是，1952年年底调整工资，胡先骕从一级研究员降为三级研究员，当时许多与胡相识的科学家，如戴芳澜等认为将胡的工薪压得太低了。
幸运的是，胡先骕并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只是，他是一个不用戴帽子的右派（陆定一语）。
胡德焜认为，这归功于父亲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一句话没说，胡先骕称“我有话也不跟你们说，我跟领导说”。
1958年，胡先骕按照组织要求写出29条的交心报告，报告称“我对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不满，认为是赤色帝国主义。但仍然认为他在建立社会主义是功多于过”、“我不满意于解放后初期一边倒的号召”、“我瞧不起民主党派，故不肯加入任何党派”等意见。胡德焜说，自己当时全然不知此事，若干年后看到这份材料十分震惊，“一看这个《交心》，就知道他是一个糊涂的人了”。
不过，胡德焜十分庆幸植物所领导没有把这份材料散播出去，父亲算是逃过了一劫。
但，胡先骕终究没有逃过“文革”浩劫。1968年5月，植物所停发其工资，开胡先骕的批斗会，让其身披国民党党旗，将生平收藏的书籍书画运至植物所。7月16日，胡先骕在北京寓所去世。
胡先骕去世40年后，在2008年出版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序言中，中科院植物所现任所长马克平写道：
首先，他是一位植物学家，毕生潜心于草木，发表科学论文百余篇，出版论著十余部，发表许多新种，尤其是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的发现。
其次，他是中国植物学事业的领导者，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在与秉志一起于创办东南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后，又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即今日之植物研究所、庐山植物园、昆明植物研究所。
在专业之外，胡先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学衡》杂志的主将，与胡适大开笔战。其旧学造诣精湛，所作诗文也堪称一流。
他并不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政治之中，而是希望以言论影响时政，对国家进步产生积极作用。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胡宗刚编撰《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除注明外，图片由胡德焜提供）

1958年，胡先骕按组织要求坦诚写出《交心》，如下：
一、 我对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不满，认为是赤色帝国主义。但仍然认为他在建立社会主义是功多于过。
二、 我尤不满意于苏联劫走东北的机器，共管中东铁路，占领旅顺、大连与共同开发新疆的石油。
三、 我不满意于斯大林逼迫我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因为此例一开，内蒙古、西藏、新疆皆可引以为口实，而我将无辞以对；幸共产党的贤明，民族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危机，而在西藏与新疆这种危机仍存在。
四、 我对于马林柯夫、赫鲁晓夫主政以后，对于我国种种无私的帮助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不能望之于资本主义国家的。
五、 我不满意于解放后初期一边倒的号召。
六、 在朝鲜战争时期，我怕美国向我国本土，尤其是向北京轰炸。
七、 我不满意于叫嚣解放台湾，而对于解放香港、澳门一字不提，我认为这违反了反殖民主义的原则，但亦体谅政府不欲多树敌的政策。
八、 我不满意于一时要以武力解放台湾，一时又要和平解放台湾；一时称蒋匪，一时称蒋帮；一面要解放台湾，一面连近在咫尺的金门与马祖两岛皆不解放。
九、 我对于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偏差不满意，但认为在大革命中个别的偏差是难避免的。
十、 我不满意于以八亿元赠与阿尔巴尼亚，以为我国与阿尔巴尼亚风马牛不相及。
十一、 我不满意于在本国粮食荒欠的情况下，以巨量的粮食救济印度。
十二、 我不满意于我国对南斯拉夫的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
十三、 我不满意于历年招待国外来宾的浪费。
十四、 我不满意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忽视农民的疾苦；但对于今年发展农业与小型地方工业的种种措施觉得异常兴奋，以为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见的。
十五、 对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偏差我不满意，但对于资产阶级的不流血革命甚为佩服。
十六、 我不满意于低级公务人员的低薪待遇。
十七、 我对于前数年反对邵力子的节育主张不满意，但对于现在的大规模的节育运动十分拥护。
十八、 我对于普选不感兴趣。
十九、 我不满意于国内物价的高涨，而同时以同样的物品向国外倾销。
二十、 我不满意于解放初期一律模仿学习苏联而忽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以为这导致了巨大的损失。
二十一、 我瞧不起民主党派，故不肯加入任何党派。
二十二、 我对于现在厚今薄古的口号担忧，以为又将导致青年们轻视我国文化遗产。
二十三、 我不满意于前数年对于所谓米丘林生物学的过分崇拜，我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的米丘林生物学；虽对于米丘林的园艺学上的贡献甚为佩服。
二十四、 我不满意于科学院忽视瓦维洛夫在遗传育种学上划时代的贡献，认为我国的农业科学只有研究瓦维洛夫的学说，并学习他的研究方法才有进步的希望。
二十五、 我对于米丘林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于我的攻击不满意，尤其是在1954年的《科学通报》刊布了苏联植物学会对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总结以后。
二十六、 我不满意于植物所的保守倾向，尤其不满意对于新系统学的研究一无计划。
二十七、 我不满意于我所不积极与国外建立标本交换。
二十八、 我不满意于我所忽视经济植物的调查和研究。
二十九、 我不满意于我所的购买图书工作。
（摘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