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院士选举民主化的起点

by 大河 on 6月 9, 2009

 

来源:《科学新闻》杂志   孙滔

 
“我尽量想讲真话,尽量把所讲的事情向真实靠拢。”薛攀皋这样评价他的《薛攀皋文集》(以下简称《文集》)。
 
尽管这本书没有被正式出版,但仍在科学史领域引起了较大关注。翻开这本书,他在《自序:不曾想走的路》中速写了自己在中科院的历程:调查研究室、计划局和学术秘书处的生物学地学组近4年;生物学地学部、生物学部11年;离开科研管理部门11年;重返科研管理部门至退休返聘13年。
 
其中,从1978年4月到1991年,薛攀皋先后在院部任一局(主管生物学)三处处长、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学术秘书和副主任、生物科学与技术局学术秘书。他退休后由学部联合办公室返聘,直到1991年离开院部,前后约13年。
 
面对《科学新闻》提出要采访关于1980年学部委员(院士)增选的话题,薛攀皋说:“1979年5月,我受命任‘中国科学院增补学部委员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起,直到1981年3月29日新华社公布当选学部委员名单止,我全力以赴负责日常工作。”
 
民主选举
 
科学新闻:中国科学院学部自1953年就开始筹建了,你一直在生物学部办公室工作。那你在1955年学部委员产生过程中参与了多少?
 
薛攀皋:1955年学部委员的产生工作我没有参与,这项工作基本上对我们是保密的。1957年的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我参与了,但那也不是制度化选举出来的。
 
1955年学部委员名单选聘的过程是:中国科学院提出名单;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聘书。
 
科学新闻:198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你是直接的当事人。
 
薛攀皋:真正按照程序化进行民主选举的,就是从1980年开始的。
 
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后,增选工作中断了10年,1991年学部委员增选和1993年开始的的院士增选其程序与1980年基本上差不多。
 
当时我作为学部委员增补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只是在钱三强副院长直接领导下做具体工作。
 
科学新闻:这次学部委员增选的意义在于没有上面的干预?
 
薛攀皋:并不是没有干预,但是在中国科学院陈述意见后,上面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不坚持以行政干预调整当选学部委员的名单。事情的经过是: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学院上报的283名当选学部委员名单后提出,要增加一些中年科学工作者,让中国科学院讨论研究后再报。对此,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报告,认为当选名单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规定的程序民主产生的,抛开《增补办法》由党政部门予以调整是不可行的。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于3月2日送国务院,3月23日获国务院批准。
 
上面也算比较开明,就没有继续干预。
 
两种推荐
 
科学新闻:你在《文集》中特别提到推荐候选人是有学部委员直接推荐和部门推荐两个途径。是这样吗?
 
薛攀皋:是的,为什么多了一个部门推荐?就是因为有一些科学家在国防军工保密部门,是属于保密的,不能够发表论文,甚至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是不让别人知道的。
 
此外,10年“文革”,所有科学刊物停刊,学术活动都停止了,即使是同行可能都相互不了解。
 
那个办法(两种途径推荐)原来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后来的院士增选工作也采用了。
 
科学新闻:那当时有没有参考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选举制度。
 
薛攀皋:台湾的院士选举跟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没有太大差别。候选人名单先经过评议会,审查通过公示后,才由院士来选举,评议会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1980年的增选没有公示。形式审查通过的候选人有共996人,其他不符合程序审查筛掉了100多人,如没有经过主管部门审核等原因。
 
之后由原有学部委员评审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按差额选举原则无记名投票,增选出283名新的学部委员。
 
科学新闻:那有没有参考国外的操作规则?
 
薛攀皋:1979年5月,我离开院一局到学部办公室报到时,《增补办法》已经形成了。国外参考资料很多。我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才归队,之前院里已经就有人收集这些资料,如苏联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苏联科学院自俄罗斯科学院而来,后者是模仿法国科学院创造的,还聘请法国科学家作为顾问。他们实施院士制度的历史都很长,院士增选工作量不像我们这么大。因为我们都是积累多少年才解决一下。
 
有的人竭力主张统选,称只有统选才能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如果不统选只能叫中国科学院某学部的学部委员。但是假如真正那样做的话,可能得票率就非常分散。台湾也是分组进行院士选举的。
 
“消防员”史话
 
科学新闻:但是还是有人质疑(1980年的)选举结果。
 
薛攀皋:因为是第一次实行民主选举增选学部委员难免有不完善之处。我国科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相对是一片净土,尽管有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但不严重。
 
那时候科学院的声望比较高。虽然那一届增选有一些不如意的事,但不是太多。比如有人请中央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递条子、写信等。
 
选举完成之后,从院各个部门抽调来的工作人员回去了,只剩下我处理善后工作。就这样,我成了“消防员”,接待对增选结果有意见的部门单位代表或个人的来访来电。
 
我每天守着礼堂楼上的接待室。打电话的比较多,有的人一上来就火气十足。说话粗野的不少。很难听的也有。日子虽然不好过,可还能挺得住,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亏心事。
 
科学新闻:还有告状的?
 
薛攀皋:主要是一些落选的副部长之类的人,通过新华社内参向中央告状,说中国科学院以少选多,由100多名原有的学部委员来评选1000名候选人,不科学。有的领导看看也就完事,也有的领导批示让科学院重新考虑。
 
选学部委员或院士与选拔运动员不一样。你能在9秒5左右跑完100米就可以入选国家队,但科学领域学术水平的评价,要做到如此精确又绝对公正很难。
 
另外,也发生一些让贤的感人事。
 
科学新闻:你还是举一些具体例子吧。
 
薛攀皋:北航的教授陆士嘉是前清华大学副校长、1955年选聘的学部委员张维(1913~2001)的夫人,照道理是可能选上的,但她坚决不干。她说即使党委通过了,也不干,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还有武汉大学的数学家齐名友,他比较坎坷,在“大跃进”时也被“拔白旗”(指1958年知识界的“拔白旗运动”)。他给我们写信,表示坚决不占名额不当学部委员。
 
遗憾的事
 
科学新闻:这次选举有什么遗憾吗?
 
薛攀皋:我们在选举程序上没有错误,也没有腐败产生。其实1000名候选人里面有我的老师,如林兰英、郑作新、唐仲璋等,我们严守纪律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他们是靠自己的实力与道德风范当选的。
 
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原定增选的名额是330名,一方面,实际当选的只有283名,没有满额;另一方面,有些有条件当选的却未能当选。为此有些部门单位有意见。当时我们只能解释,以后要每两年增选一次,还有机会。但是我们也没有料到后来一下子又中断了10年。
 
科学新闻:你在《文集》中提到这件事,但只是提到“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
 
薛攀皋:我至今不知道官方对此有何说法,只能推想它可能与下列事件有关。
 
其一,1981年,《中国科学院试行规程》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决定中国科学院的业务发展方向”(一度还规定由学部委员大会直接选举中国科学院院长)。学部委员大会事权过大,自然被认为有悖于党绝对领导科学事业的准则。
 
其二,1981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明确指出,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是完全正确的。9个月后,某国家领导人看了两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的信和田长霖在报告的记录后,对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提出异议,批评中国科学院不是按“侧重应用”安排工作。
 
其三,1983年7月,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准备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领导认为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要由国务院派调查组调查后再做决定。中国科学院面临能否继续生存的危机。
 
学部委员和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任务存疑,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被曲解,“生死存亡”前途未卜,增选学部委员排不上国家议事日程,自在情理之中。国务院调查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几个月后,写了一个还算公正的调查报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对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说:你们和我们没有路线的不同,只是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办院方针的解释,不要再争字眼,不要再争论下去了。中国科学院才免除灭顶之灾。
 
学部委员增选工作中断10年,科学界对此呼声不断。1990年,已经退休的钱三强,以“科技界一个老兵”的名义,写信给李鹏,呼吁重视这项工作。1991年学部委员(1993年改为院士)增选工作恢复并实现制度化规范化,每两年增选一次,至今没有中断。
 
今日院士
 
科学新闻:当今有一些人质疑院士制度。
 
薛攀皋:我于1991年离开院部,从此不再参与任何与院士有关的工作与活动,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我能说的是:学部委员制度从1955年实行到1993年,学部委员的性质几经变化,也付出惨重代价——“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部委员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或迫害致命;学部被撤销停止一切活动——才过渡到现在基本上与国际接轨的院士制度。它来之不易,应该珍惜,有不完善处,需要理性的批评、监督和建议、帮助。
 
科学新闻:确实有的院士出现了问题。
 
薛攀皋:近几年,院士中发生过学术不端、道德失范等方面的事件,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必要回避,但毕竟这种人是少数。对此,有关部门进行严肃认真处理,加强完善制度建设;多数院士倡导自爱自律,这些是有目共睹的。我也希望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有些传闻进行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切忌炒作把不该由院士、院士制度负责的问题强加给他们。
 
2009年5月28日,我采访薛攀皋先生后,发表《1980:院士选举民主化的起点》一文,刊于2009年第11期。尽管文章是依据录音进行整理的,但刊发前未能及时请薛先生看清样以作进一步修正,以致原文存在一些表达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该文发表后,薛先生又因身体原因未能及时反馈修改意见。故延至今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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