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之间，渐行渐远。这在国内似乎是普遍的事实。我很关心这句话：“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恰如一场恋情，进程很难顺利，并常有一个痛苦的结局。”因为采访了Yan，所以把这篇文章贴在这里。

全文：

 传统的师徒关系仍在科学的某个领域占主导地位。这种关系常常是充满热情的：双方会投入到狂热的日常工作中，每天的工作时间会很长，并将分享实验成功的喜悦，或是失败的沮丧。通过这种关系，学生按导师的方式得到培养，学生带着自己的一种看法，一类风格，一种口味或是一种对成为“好的科学”的内心感受而离去。通过这种关系，偏爱被认同，科研事业得以发展，某一学科门类的统治得以延伸。通过这种关系，有时也会引发愤慨，乃至终生的怨恨。摘自美国罗伯特·卡尼格尔著《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   

师生“恋情”：渐行渐远？

■记者 孙滔  科学新闻杂志 2009年第七期

一审败诉后，28岁的北京大学女研究生王新（化名）选择了离校出走。

2007年9月，作为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2005级的硕士研究生，王新在论文开题报告中被自己的导师张姓副教授举报作假，学校对其给出了延期答辩和严重警告处分。王新先是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申诉，在申诉被驳回以后，她又表示对北京市教委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满，提起法律诉讼。

2009年2月6日，此案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时，引来了多家媒体的关注。北京大学被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据《法制日报》报道，在原告代理人出示的证据中，包括王新举报导师对其性骚扰以及学院领导准备进行调查的来往电子邮件，但被告及第三人都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质证。

3月16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决王新败诉。第二天，王新留下一封告别信离校出走。焦急的父母，闻讯后赶忙从湖南老家来京寻女。

然而，网友似乎并未将此事焦点锁定在王新的开题报告是否作假，很多人感兴趣的是其导师有没有涉嫌“性骚扰”女学生。

王新的导师虽然是副教授，却也“成绩”斐然：北京肿瘤医院某实验室副主任、“北京市科技新星”、首批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但这些名号难阻师生反目。记者多次联系这位导师，截至本刊发稿，未得到回应。

目前，王新已经返回学校。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办公室主任钟维烈告诉《科学新闻》：“学生和我们坐下来面对面谈过了。”

钟维烈还谨慎地说：“这件事到现在并没有完全结束，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需要处理，有法律上的事情，其家长也需要协商。”

像王新与导师出现剧烈冲突的事件，在国内并不鲜见。2004年，上海交通大学就发生过一起博导遭研究生“罢黜”的事件。

而2008年的艾云灿事件，也是轰动一时。

2008年伊始，一位署名“伤心博士”的网友在天涯社区发表帖子，称中山大学微生物专业艾云灿教授体罚虐待研究生。迫于网络舆论压力，艾云灿随即在中山大学新闻网上发表《道歉与反省》声明，并称“网络事件不仅冲击了我的正常科研与生活，也极大地触动了我的思想”。

其后，艾云灿教授于2008年2月26日在《科学时报》发表题为《从自身经历看网络时代的师生矛盾》的文章，首次公开在媒体上叙述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他对事件的思考。

2009年3月24日，艾云灿再次在《科学时报》撰文，解释其曾脚踢两名研究生的原委。此外，他最近还在科学网博客连续发表10篇博文，详细解读2008年初的那起网络事件。

艾云灿在其博客中申明：“本人曾受网络暴力匿名伤害太甚，无力与访客对话。请谅解仅发表供浏览，选择性接受评论，选择性回复。”他在收到记者邮件后也表示，谢谢媒体关心，但不愿接受任何采访。

研究生教育位于教育链的最高端，然而在这个最高端，师生冲突屡屡发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发出疑问：“师生关系怎么了？”

“恋情”艰难

“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恰如一场恋情，进程很难顺利，并常有一个痛苦的结局。”——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

哥伦比亚大学前教务长乔纳森·科尔曾发表论著认为，师承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培养年轻科学家处理问题以及关键课题的感觉、搞科研或理论化的风格、批判性立场及教导自己未来门生的方式。

现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玉良院士在多个场合把师生关系比作恋情，他引用过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 (Daniel Jr. Levinson)所著《一个男人的生命四季》中的一句话，“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恰如一场恋情，进程很难顺利，并常有一个痛苦的结局。”

“需要先见面再确定关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张酣也认为招学生就像是谈恋爱。然而，罗伯特·卡尼格尔描绘的“热情的”师生关系在很多实验室成了水中月。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用在现实生活中是艰难的。

“科学界的师徒关系常常是痛苦的。”杨玉良在2006年一次演讲中引用了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哈里特·朱克曼这句话。

研究生教育还与其特有的经济基础、文化传承和社会学功能有关。“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都称导师为老师，很亲切。80年代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同学之间提到导师时亦有称‘boss’。时下研究生在网络文化等等影响下经常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曾经多次发表文章或讲演谈到师生关系问题，他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表示，师生关系是个复杂的问题，寥寥几语是很难解释明白的。

“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个敏感的话题，很多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来的，甚至不会仔细想这个问题。”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王宝山告诉《科学新闻》，导师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也就短短几年，但关系的维持却是个不定数。有的关系是亲如父子，影响一生，甚至一生都不够；有的关系是名存实亡，甚至是反目成仇。同样一个导师，在不同的学生眼里或许有天壤之别；同样一个学生，在不同的导师看来，也可能在朽木和天才之间徘徊。

苏州大学教授周可真也很关注师生之间的矛盾，他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表示，高校的教与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市场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导师与学生都是彼此从事商品交换的市民，只是其交换目的不同而已——教师的目的是为了换得工资、奖金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名誉、地位等，学生是为了换取升学资本、就业资本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文凭资质。

“问题”导师

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而我认为：“一日为师、终生为友”更为贴切。作为导师，最高的境界不应该是“门徒满天下”，而应该是“桃李满天下”。——浙江大学校长杨卫

“对老板的评价肯定是同学之间一个永恒的话题。”小江是在读博士研究生，她主动要接受记者采访，“我老板是比较耿直的人，很多同学都比较崇拜他。他的指导能力算是比较好的，但是管理方面就差很多，我们实验室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学生延期，而且至少延期一年。”

“我们实验室都是论资排辈的，延期的学生，也就是实验室资格最老的学生，那就是老板最关注的学生。你要是没有到时候，老板一般不会太关注你，当然也不会太关注你的课题。”

小江说：“每个学生课题都差不多，从株系筛选到DNA与蛋白质等一系列分子水平的实验都得做，工作任务太大了。”

在小江及其同学看来，导师比较钻牛角尖，他会沿着自己的想法走到底。导师没有考虑到实验的可行性，学生的课题是几乎不太能完成的。虽然实验思路上导师很有自己的想法，但都是在学生最后写论文或者要发表文章的时候才会真正思考学生的课题。

“老板太忙吧？要申请课题啊什么的。”“虽然平时也会开课题组组会，但是我们认为老板对每个学生的课题还是没有在心里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小江是这样猜度的。

有些研究生抱怨自己的导师把他们当“学术打工仔”来使唤。

张酣回忆说，2006年9月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论坛上，有研究生公开批评导师，大意是说自己给导师当牛做马，而导师只把自己当做劳动力使唤，很少指导自己，发的补助费也非常少。

2008年硕士毕业、现在某研究所工作的马辉把自己遇到的导师分成三类：第一类对学生很好，学习上细心指导，生活上给以足够的关心，和学生不仅有学术上的交流，也有思想的交流，这种情况相对是比较少的。第二类导师只知道压榨学生。当然这种也是非常少的。最多的是第三类导师，他们对学生还行，但分不同的情况。有的导师在学术上抓得紧，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但生活上关心不够；有的就直接把学生送出去做课题，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学生有事也帮，但也有不够负责之嫌；还有的导师学术上一般，但是对学生还比较关心。

杨卫曾于2008年发表《导师要则》，提到导师“十戒”，包括戒“光当老板”、戒“尽做监工”、戒“漠不关心”、戒“呵护过紧”、戒“批评不停”、戒“处事不公”、戒“用心不专”、戒“治学不实”、戒“逐末忘本”、戒“快速扩张”。[1]

在戒“快速扩张”中，杨卫提到，年轻导师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和其他研究组攀比学生数，喜欢多招学生。这样加速度过快、惯性过大，结果无力驾驭。

“问题”学生

“说到研究生的缺点，我毫不怀疑都是成长中的问题，都可以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克服。”——北京大学教授张酣

马辉谈到自己眼中的好学生，“应该是有思想的，有能力的，有是非观更要有道德观。要有自己的个性，但又不能与周围格格不入。”

然而，“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实验室这样的生活很没意思，就为那无用的paper奋斗一辈子了。”前文提到的小江认为自己是在熬日子，“不过走到这一步已经不能回头，只能硬撑到拿到学位的那天。”

“最怕没有想法的学生。”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谢广明谈到，中国的教育有一个问题，即学生以及家长都认为，考上大学就一切OK了。但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和目标一直没有定位，甚至到研究生阶段仍然如此。

早在其学生时代，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就展现出了迷人的科学风采。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是这样形容这位同行的：“他嗓门大，才思敏捷，对各种人、事、物，有着强烈的兴趣，爱讲疯狂的笑话，藐视权威。”

张酣有自己的看法，一般情况下，国内的学生与费曼还是很难对比的。费曼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而“有的学生不听话，同时也没有自己的想法”。

张酣还提到另外的情况：一名来自一所很不错大学的学生想被推荐到北大，给我写信说他非常优秀，要我“好好考虑”他的要求。我经过“好好考虑”，委婉地告诉他我不需要他，这位“优秀”的同学这才告诉我，他在年级的排名其实并不靠前，先前称自己如何优秀只是很希望进入北大。

不过张酣还是认为，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成长中的问题。

向谁看齐

没有一个机制保证学生在对导师和研究方向没兴趣情况下有更换导师的权利。——中科院政策所副研究员陈安 

现代研究生导师制度源于德国，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变革，如今西方国家已建立起成熟稳定的导师制度。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林杰介绍，加拿大纽芬兰大学规定：导师任职的首要条件是在研究生所选择的专业领域内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指导与管理。导师需有研究的经历与专业经验，并清楚研究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2]。

“美国的教授还是非常守法的，在学术界名声就是一切。”在美国某大学学习的田文告诉《科学新闻》，在美国导师和学生之间更多的是雇佣关系，很少有导师性骚扰学生的，那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导师会因此丢掉终生职位。

“绝大多数导师很自律，女生进办公室的时候都要把门开着。”在美国另外一所大学工作的朝辉介绍说，有些导师对学生的期望很高，要出很多结果，要工作特别努力，而这些导师往往自己也很卖命。

格致网站的创始人冯衍在德国欧洲天文台工作时间较长，他告诉《科学新闻》，“欧美的导师其实很严格，但是，一般来说，师生间的关系还是相当平等的。这和文化有关系，日本可能就和中国有点像了。”

田文也认为，国外的导师比国内的民主，能够听得进学生的意见。师生间对抗的情况肯定也有，但是很少。而且在美国换导师也比国内容易，有的学校甚至没有固定的导师。

国内更换导师比较困难甚至不可能，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安也认为，没有一个机制保证学生在对导师和研究方向没兴趣情况下有更换导师的权利。

走出误区

大学的意义在于引导人类的发展，而现代的大学却忽视了此项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长费德利克·马约尔

当下的导师与研究生关系，越来越复杂。作为研究生的一方，自然有很多改进的空间。毕竟，研究生应该具备健全的人格，能够自尊、自爱、自主、自控、自立和自强，而且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而导师们也开始对自己的角色进行更多的思考。

西安科技大学教授夏玉成于2006年发表文章认为，导师应该加强修养，走出误区。导师的主要任务是“导”，而不仅仅是教师。如果研究生在各个方面都不能超过导师，那我们培养的学生只能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导师要敢于鼓励研究生超过自己，敢于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研究生，并敢于向研究生学习[3]。

夏玉成谈到杨振宁的例子，杨振宁从同学身上学到的知识最多，同学间的互相学习、竞争、启发、挑战，要占知识获取量的一半以上，其他的才是从上课、导师、看书等方面得来的。

人的观察时常是不确切的，误会学生也有可能。

“师生之间出了问题，我会直接告诉他，听他的解释。”张酣认为，现在导师与学生之间是有代沟的，双方都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剑桥漫步》，讲到学生应该多接触一些其他文化，学会从多个角度看事物。”

谢广明很注重师生关系是否融洽。“我和学生在实验室，经常看不出谁是老师。”尽管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带学生的经验还不够。不过，“我感觉自己很快就从学生转换为老师了。我做学生时候希望老师是什么样的，就要求我现在是什么样。”

参考文献：

[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8, 7, 1-3

[2]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7, 9, 74-77

[3]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 5, 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