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爱因斯坦文集》 编译出版的简要历史回顾

随便写在前面几句话
从这篇文章也可以回顾一下1949–1979年三十年,不正常的岁月. 自由是学术生长的沃土.从这里可以具体了解一下当时的学术环境,连著作的标题著作的封面都有政治性. 这样的日子过去三十年了,学术界的红色恐怖已经没有了,可惜学术界的精神传承被中断和残酷破坏的太久了,自由多了点,令人满意的学术成果仍是云深不知处.没有了学术精神,即使有了自由的土壤,又有何益?更何况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刘兵

一、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缘起

要回顾的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缘起，首先需要介绍一下许良英先生其人。关于许良英先生的生平，他自己在其文集的序言中已有记述，’这里只做非常简要的介绍。许良英，1920 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初中二年级时，他就开始憧憬着要做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他高中读的是浙江大学代办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1939 年，“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人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1 年，许良英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2 年大学毕业后，因立志要做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谢绝了导师王淦昌先生要他作其助手的挽留。1945 年，许先生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46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47 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1949 年，杭州解放后，他调任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1952 年，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报、期刊和所有研究专著的政治把关和中国科学院机关刊物《科学通报》 编辑工作。1956 年，他又进人新成立的哲学所从事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1957 年，因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而被定为“极右分子’, ，失去了党籍和公职；1958 年回到故乡务农达20 年之久，直到1978 年，才回到中国科学院新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按照许良英先生自己的回忆说法，在1961 年，他摘了右派帽子后，科学院党组认为当初对他的处分太重了，但当时科学院正在下放大批人员到农村，一时无法将他从农村调回来。1962 年末，他原工作单位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组长为于光远）寄给他一份《 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 ，向他征求意见，并委托他负责编译《 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 。为解决其生活问题，哲学所又将其一部旧译稿《 物理学的基础》 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正式向许良英约稿，而且决定出版其旧译的《 物理学的基础》 一书并预支了此书的稿费，使他可以用来在乡下购买“劳动工分”维持生活。从此，许良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开始了对爱因斯坦著作的编译工作。
关于当时之所以要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一个重要背景，许良英先生曾回忆说，“那时，中国什么都为政治服务，历史背景是，当时同苏联论战，毛泽东要取代赫鲁晓夫做全世界的革命领袖，中国要成为全世界的革命理论中心… … 要批判全世界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包括科学家，要把其政治和哲学言论编译出来以供批判之用。”因此，这种编译工作的规划，主要是搞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东西。’, 2

二、文集的编译与书稿和论文的命运

为了编译爱因斯坦的著作，许良英1963 年1 月从乡下到北京住了4 个月。先是住在商务印书馆的宿舍，几天后，就因为是右派（尽管当时已经“摘帽”）而被赶了出来。后来，到哲学所住了两个月，又因同样的理由被赶出，最后只好住在朋友赵中立（他也是后来《爱因斯坦文集》 的另一位译者）家中。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与许良英正式签订了约稿合同。在此期间，他听说上海科委的李宝恒也想要翻译爱因斯坦的东西，又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农民，工作上多有不便，而李宝恒是党员，所以就约了李宝恒合作。3
在北京的这4 个月中，许良英从北京图书馆等处找了许多与爱因斯坦有关的书籍，包括许多名家所写的爱因斯坦传记。5 月份，他借了一大堆书带回到乡下，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翻译工作。每天工作长达14 个小时以上，农村晚上8 、9 点便停电，许良英就点上煤油灯继续翻译到深夜1 、2 点钟。这样，在一年半后的1964 年10 月，他就完成了翻译计划，译出了50 多万字的稿子，还到上海与李宝恒讨论了译稿。不过，此时商务印书馆却因为参加“四清”运动等原因，再顾不上爱因斯坦了。
利用商务印书馆推迟出版爱因斯坦著作的这段时间，许良英写了长达9 万字的“编译后记”。李宝恒看过此后记，认为很好，觉得可以在此基础上写一本书。于是许良英在1965 年ro 月，又写成了一部17 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由于当时阶级斗争搞得很紧张，要出版这样的书稿非常困难。为了试探一下外界的反应，许良英将“编译后记”和《 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一书中有关哲学思想的部分，浓缩成一篇25000 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稍做修改（加上了一些套话）之后，寄给《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 杂志。这篇文章发表在该刊物1965 年的第4 期上。4 其间的一个插曲是，尽管此文主要是由许良英所写，但在看校样时，哲学所当时负责编辑刊物的查汝强提出许良英是右派，没有资格用真名发表文章，结果，许良英只好改用了笔名“林因”，并署名在第二位。

三、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运动与文集译稿的命运

从1968 年开始的“文革”期间，“自然科学理论战线”的批判运动开始起动。相应地，爱因斯坦和他的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科学理论都经历了一场“史有前例”的批判（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曾有过这种批判）。这场批判运动主要分两个战场，一是北京，一是上海。在上海的战场上，批判的力度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对此，许良英和他的研究生屈做诚曾做过历史考查。”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不再一一回顾有关细节，而只是就与许良英及爱因斯坦著作译稿有关的事件略作回顾。
1971 年10 月，许良英从报纸上得知商务印书馆已经恢复业务（当时一度曾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 ，于是便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出版已译好的译稿，得到的回答是要他立即寄去成稿。不过，此时，那部译稿以及《 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都被上海方面从事爱因斯坦批判的“写作组”因批判需要从李宝恒处强行“借用”。许良英在索稿而不被理睬的情况下，再次写信给上海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不归还译稿他将“诉诸法律”，这才最后要回了译稿，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下落不明”。
1972 年3 月，许良英将译稿带到北京交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也决定尽快出版。但因为在成稿9 年后国外又有一些新的资料，许良英和李宝恒又继续补译新资料和复校被上海借用时遭到涂改的原稿。正当工作进行中，许良英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一本《爱因斯坦言论集》 ，从其内容介绍上看与他的泽稿完全一样，于是许良英写出揭露文章分别寄给有关人员和各地好友，并到上海交涉。在谈判过程中，上海有关负责人“指示”，由于《 言论集））是以许良英等人的译稿为基础，所以可以加上许的署名，并立即付给许稿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问题由他们联系解决，并表示可以给许良英安排工作。对此，许良英明确表示不同意，坚持要由商务印书馆按原计划出书，坚持上海只能出节本，而且他要看校样。对此上海方面干脆通知李宝恒和许良英，说他们出书与许无关。在此情况下，许良英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申诉，托人转送，但信被退回，他又将申诉信转寄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祯等人。经科学院出面，将信转给国务院，在此情况下，上海方面只好主动派人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上海出的书“内部发行”，而商务印书馆的书则按原计划公开出版。1973 年9 月，上海出版了《 爱因斯坦论著选》 ，在扉页的编
译说明中提到此书由复旦大学的十儿个人“集体编泽”，而且“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 一1965 年间的旧译稿。’，在许良英先生1973 年n 月5 日在农村家乡写在此书扉页上的批注中，有这样的字样：“正文197 篇，共533 , 000 字。他们自己译的共30 篇，33 , 000 字，占6 % I 94 ％是抄别人的！” “总共12 个人译了30 篇文章，而另外166 篇抄了别人的译稿，只不过作了一些校改（何况有不少改错的），这就可以算是由这12 个人‘集体编译’，对别人的译稿仅仅是‘参考’而已？？既要抢先出版抄稿，又要把别人的稿说成是‘旧稿’，也实在太不光明正大。”
既然L 海要抢先出版，许良英等人想到他们有必要将内容大大扩充．从原来的一卷扩大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 。这个意见为商务印书馆同意。鉴于李宝恒当时在上海无法继续合作，许良英又约了范岱年、赵中立两位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朋友（当年他们也曾因受许良英的“牵连”而被划为“右派”）合作。1974 年9 月，译稿的第一卷（46 万字）终于交到出版社，并在交稿后一周就送到了印刷厂排印。而此时，上海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此后又经一系列的波折，收录爱因斯坦科学论文的第二卷译稿也于第二年9 月交稿。就在出版社接受了第二卷的译稿后，第三卷的文集的出版又遇到了问题，出版社认为此卷收录的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言论会引起麻烦。后来，于光远通过当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解决了这个问题，许良英又约他的老同学张宣三加人翻译工作。

四、《 爱因斯坦文集》 的出版

1973 年在将原编译计划扩充为三卷本时，曾有人对最初设想的《 爱因斯坦选集》的书名提出异议，认为“选集”的书名只能用于革命领袖，而不能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于是于光远建议，书名改为（（爱因斯坦文集））。1976 年12 月，《 爱因斯坦文集》 的第一卷终于出版了（当时该书版权页上印的“出版日期”是指看完清样正式付印的日期，而编译者正式见到样书则一直拖到1976 年12 月7 日）。6 此前的另一段插曲是，在设计封面时，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批示：封面不能用红色，书名不能烫金。理由很简单，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用神圣的颜色。于是，这套文集的封面最后被设计成绿色。
约一年后，1977 年3 月，( （爱因斯坦文集》 第二卷正式出版，7 但第三卷的出版，则一直等到了1979 年10 月。8 次年5 月，《 人民日报》 还专门刊登了《 爱因斯坦文集））出齐的消息。尽管在与上海竞争出版译稿时，商务印书馆是决定公开出版（上海的书是“内部发行”的），但在1976 年《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一卷出版时，当时新掌权的商务“左派”领导还是坚持“内部发行”。尽管如此，这一版印数25000 册，不到半年就售缺了。在许良英先生自己的文集中收录的一篇文章的题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9
1977 年7 月，商务印书馆通知我，决定重印《 爱因斯坦文集》 第1 卷，改为公开发行，并要我写一篇《 前言》 。我花了5 天赶写出巧000 字的《 前言》 稿，但被一位专管政治思想的编辑室主任否定了，说我是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我们只好请周培源先生写序。周先生欣然允诺，但要我们代为起草，说只要把原来的《 前言》 稿压缩成5000 字就行了。11 月，我寄去草稿，周先生表示满意，经他亲自认真修改后定稿，并增加一段他自己1936 一37 年同爱因斯坦直接交住的感受。1978 年3 月，《 爱因斯坦文集》 第1 卷重印本出版，3 月14 日（爱因斯坦诞生99 周年），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周培源先生这篇序，当晚新华社也向国外发布了有关新闻稿。在原来许良英为周培源起草的《爱因斯坦文集》 序言的草稿中，曾有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的说法。看校样时，这一说法被编辑室负责人删去，理由是，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许良英坚决不同意，于是周培源说，科学史和思想史都不要提了，就提“人类历史”。最后，在序言中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就变成了“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 ‘ ” （致谢：在此特别对向本文作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包括其未发表的回记文章）和信息，接受

作者访谈，并曾对本文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的许良英先生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考文献：
「1 浒良英，《 科学· 民主· 理性－－一许良英文集（1977 一1999 ）》 ，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页5 一14 .
[ 21 刘兵对许良英先生的访谈，2005 年7 月18 号下午，中关村812 楼704 许良英先生家中。
[ 3 ］刘兵对许良英先生的访谈，2005 年7 月18 号下午，中关村812 楼704 许良英先生家中。
[ 4 ］李宝恒、林因，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 ，1965 年第4 期，页32 一46 .
[ 51 屈做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察，载许良英、方励之主编，《爱因斯坦研究》 （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页212 一251 . [ 6 ］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 （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 [ 7 ］范岱年、赵中立、许良英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
[ 8 ］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 9 ］许良英，《 科学· 民主· 理性－－一许良英文集（1977 一1999 ）》 ，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页15 .
「10 ］刘兵对许良英先生的访谈，2005 年7 月18 号下午，中关村许良英先生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