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时璋：携中研院谢幕

 ■记者 孙滔

10月29日，107岁的贝时璋在熟睡中离去。
贝时璋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之一，也是最后离开的一位，他带着一个时代远走。
就在贝时璋家里的悼念灵堂前，画像中的贝老简朴、安详。在其目光所注视的一本签名簿上，记者看到了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的签名。贝时璋不仅出生在浙江，而且为浙江大学生物系劳作了20年，从1930年到1950年。
就在去世的前一天，贝时璋惦记着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讨论“螺旋脂”的课题，讨论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你至少要再做半年！”贝时璋叮嘱林克椿。
贝时璋一生关注细胞起源与生命进化，正如其一生关注细胞重建那样，可作如是猜想：贝老认为林克椿的“生物三个基本要素——蛋白质、核酸、脂都有形成螺旋的可能”的设想传承着与其相近的原创精神。
新闻媒体都把“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称号献给他。早在1949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际，贝时璋的入选理由“细胞学及实验形态学研究、主持浙江大学生物系”已足够分量，且不论在后来的人才培养和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等学科的推动发展——尽管记者所接触的若干位学者认为，贝老的细胞重建工作成就不是甚大。
贝时璋助手王谷岩告诉《科学新闻》，直到逝世前，贝老每逢星期三还不定时地讨论工作，从此一点可以窥见那一代人的科学态度和执著。
而纵览贝时璋“浙江—德国—浙大—北京”一生的轨迹，竺可桢、苏步青、蔡翘、陈省身……等院士身影也接踵而至。
“五四”参与街头呐喊
1919年5月的那场著名运动中，上海亦是热血沸腾。学生聚会，到处游行宣传。这时候16岁的贝时璋已经离开家乡宁波，来到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德文科读书。他也举起纸旗跟随着。
5月11日，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同济的学生们情绪高涨地来到追悼“五四”运动唯一烈士郭钦光的大会现场。当时北大的两名代表许德珩和杨钟健专门来报道烈士事迹。而其中的杨钟健后来亦去德国留学，以对“禄丰恐龙，新疆穆氏水龙兽及山东蛙化石等研究、主持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身份当选中研院院士。
在这个时期，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胡适，已经自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归来成为北大教授，并投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与此同时，与胡适同为70名第二批庚子赔款生的赵元任也已拿到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又回到曾主修数学的康奈尔大学任教，随后于1920年回到清华执教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
同是这批庚子赔款生的竺可桢与贝时璋一生相系甚多，他也已于1918年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于当年回国到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执教。
就在胡适与蒋梦麟到上海去拜会孙中山的时候，贝时璋正举着纸旗奔跑在上海街头高声呐喊。
留学德国
尽管当时中国人大部分由于庚子赔款的原因留学美国，但贝时璋选择了留学德国。1921年秋，贝时璋在同济医预科毕业。贝时璋带着父亲凑的800元，经香港、河内、新加坡、锡兰，再经阿拉伯海湾、红海、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他在法国马赛上岸后，坐火车到弗赖堡，历经1个月。
这个时期的德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是世界科学发展的中心，其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都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爱因斯坦、海森堡、玻尔领衔的科学家星光熠熠。
贝时璋没有继续学医，而是选择了理学院。一年后，他转入慕尼黑大学，希望师从动物学家赫特维希。贝时璋抓紧一切机会去听课学习，但赫特维希就要退休了，老教授就把年轻的贝时璋介绍给了土滨根大学的动物学家布洛赫曼。
在土滨根大学，贝时璋碰到了杨钟健。两人一道去听布罗伊利的古生物学课，相谈甚欢。
同样出身同济德文预科的朱家骅（后以“德国侏罗纪石灰岩研究、创办并主持两广地质调查所、奠定华南地质研究基础”当选中研院院士）也曾德国留学。但朱此时已是北京大学教授身份，并在成为教授之后获得柏林大学哲(亦称地质)学博士学位。
这个时期，数学家苏步青去了日本，后来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遗传学家李先闻去了美国，后来获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后来担任中科院微生物所副所长的邓叔群也在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而物理学家赵忠尧则于192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从杭州奔波到遵义
1928年3月在土滨根大学毕业，贝时璋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醋虫生活周期的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
1929年秋，贝时璋回国后去拜见了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蒋热心地要把他引荐给刚成立不久的浙江大学生物系。
贝时璋尽管很高兴，但不太放心大人物是否说话算数。他又赶到母校同济，在那里他结识了蔡翘。蔡于1925年于芝加哥大学生理系获得博士学位，后以“神经系统解剖、生理与糖类代谢研究，主持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被选入中研院院士。
蔡翘正好要出国，要贝代其讲生理课一年，但贝出于多方面考虑，婉言谢绝。于是蔡允诺贝时璋给浙大心理系郭任远写信推荐工作。
1930年8月，贝时璋应聘到浙大任副教授，创建了“一个人”的生物系，他提出要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要方向。这样，贝时璋就全身心投入到浙大的生物系建设中去了，他每天在画教学挂图，订购图书仪器，准备教材。
这时的贝时璋口音很重，英文不好，德语则大家听不懂。贝时璋坚持了下来，并越来越顺利，而且还有了助理朱壬葆（朱则从心理学走向生理学，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1936年的浙江大学已经由竺可桢主持。此时的竺可桢已经把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建设成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由于他的出色研究和工作，他后来以“中国气候学、气候领域、风暴生成、水旱分布、地理学的研究，曾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被选为中研院院士。
但很快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杭州。竺可桢带领浙大633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期间，贝时璋放在箱子里的1928年博士学位证书在杭州沦陷时丢失。
就在竺可桢、贝时璋落魄搬迁的时候，胡适已经是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在美国5年多的时间里兢兢业业，不停奔波，为美国民众政府支持中国抗日做宣传。胡适的学术功绩也很显著，他后来以中国思想史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名列中研院院士。
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赵元任这个时期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中国音乐课程，1938至1941年又任教于耶鲁大学。1946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请赵元任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时，被赵婉拒。
抗日年代最有声望的当属西南联合大学。在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的领导下，后来的中研院院士吴大猷、华罗庚、吴有训、陈寅恪、戴芳澜、金岳霖、陈省身等均在此执教。
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则在1940年自中央大学转到浙大生物系任教。
入选中研院院士
1948年4月1日，中研院公布了81位首届院士名单，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最长者为83岁的思想家吴敬恒，最年轻的是37岁的数学家陈省身。
贝时璋得知自己当选为中研院院士，并被邀于8月到南京开院士会议。他去找竺可桢询问详情，竺可桢告诉贝：浙大有3人入选，就是竺、贝和苏步青，并且贝和苏均是他推荐的人选。
9月下旬，三人同坐火车去南京开会，途中与被称为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的钱崇澍同车。
1948年9月23日上午，阴雨濛濛，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举行，到会院士50余人。据竺可桢日记载，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将蒋总统致词宣读了约10分钟，然后院士代表张元济及胡适致词。此次院士81人中有18人在国外，如华罗庚、吴大猷、郭沫若、李四光等，告假者吴敬恒、陈寅恪、梁思永等有10余人。
贝时璋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即奔赴老家料理父亲丧事，而此时的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则在忧虑岌岌可危的南京政府，但他还惦记着国民党当局的核科学事业。朱早于1946年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前往太平洋的比基尼小岛上参观美国试爆原子弹，显然赵忠尧不仅仅是为了参观，之后他便回到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继续从事相关学习研究。留在美国的赵忠尧以伽玛射线、中子吸收与放射性研究当选中研院院士，当中国政权更迭之后，赵忠尧选择了回到新中国。
选择留在大陆
这时候时局紧张，且币值暴跌。贝时璋从老家回到杭州，发现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马上去买米。
但此时竺可桢头疼的事情已经是贝时璋所未能虑及的了。1949年4月28日，竺可桢接到杭州市俞济民市长通知，“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
5月2日，当竺可桢在上海早晨8点上街购烧饼充早点之际，见到《新闻报》载竺可桢飞台湾之消息。竺“大为惊惶，不知此消息之何来”。随后他途遇蒋经国，蒋劝其赴台，竺可桢婉言拒之。
5月26日，上海全部解放，竺可桢看到“解放军秩序甚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他和秉志谈及政局，甚为投机。两人都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竺可桢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在1927年/1928年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10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至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
与胡先骕分别位列中国动植物学奠基人的秉志也是中研院院士，他主要工作是比较解剖学和昆虫学的研究，并曾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秉志、竺可桢都选择了留下。
组建中国科学院
1949年5月27日，康普顿效应研究者吴有训找竺可桢谈上海科学学术各团体在科学社集会。竺可桢认为，“1927年国民党北伐之际，人民欢腾一如今日。希望共产党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1949年6月，贝时璋与苏步青到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参与建议中国科学院。筹备会议的理组召集人有严济慈、孙云铸、贝时璋3人。会议讨论内容主要是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等思想问题。
这一代知识分子还没有跟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1949年6月9日在上海“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上，陈毅、张元济、顾颉刚、茅以升等参加。竺可桢记述道：“当宣传部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
贝时璋回到杭州之际，浙大校长已经是马寅初了。这位当时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的校长与贝时璋关系不错，并经常鼓励贝的研究工作。
当有文件要调贝时璋到中科院工作时，马寅初不愿意。之后，马也要被调到北大做校长，这才同意贝离开。临行之际，贝推荐谈家祯继任其理学院院长和生物系主任一职。
贝时璋一心投入到上海的实验生物研究所筹备中去了。而竺可桢则于1949年10月担任了中科院副院长一职，郭沫若任院长。在筹备期间，竺可桢曾向陆定一推荐吴玉章和李四光担任院长工作，而陆定一提及做两周金文和殷墟卜辞研究的郭沫若。
中研院的尾声
1952年，由贝时璋、冯德培等参加的中科院代表团访苏，期间，贝时璋接触了苏联农科院院长李森科。傲慢的李森科一直在强调米丘林学说的重要性，而把其对立观点大肆批判。贝时璋不服气，但是没有反驳。但“李森科事件”在中国遗传学界引起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除了造成北京农业大学李景均出走美国外，植物学家、中研院院士胡先骕也遭受打击。
1954年，贝时璋被调到北京筹备是衍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组。之后，他于1955年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大部分中研院院士中的自然科学成员成为了中科院学部委员，但也有例外，如胡先骕（政治原因为主，1968年受迫害去世）、姜立夫（政治原因为主，1978年2月3日病逝于广州）、吴定良（1969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1958年7月，贝时璋开始筹建生物物理所，指导开展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研究，这之外，便是他一生所系的细胞重建工作了。
1971年4月20日，研究国际法及外交的中研院院士周鯁生去世。当年4月29日，李四光去世之际，闲适但身体虚弱的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得知罗宗洛、殷宏章均获解放，冯德培也可不久解放。而这时候竺可桢已经事实上“赋闲”，马寅初也早在1960年因人口问题被免去北大校长一职。
此时，竺可桢听力只剩下20%，闹钟靠耳边，左耳能听到，右耳勉强能听到。
1973年1月4日，竺可桢得知微生物所所长、中研院院士戴芳澜病故，竺可桢与戴芳澜是20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老同事，他记述说：“解放后在京22年，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显示了就知识分子的一套文人相轻、不能合作的旧习惯。因为在东南大学，戴在农学院，我在理学院，而农理两学院为经费事，相争不合。今闻病故，因书此作纪念。”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就在前一天，他还在写日记。他的浙大同事苏步青于2003年3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2岁。
2000年，最年轻的中研院院士陈省身回到祖国，定居南开大学。他于2004年获得首届邵逸夫奖，之后就于当年12月3日去世。
2009年，贝时璋离去。至此，盛极一时的中研院画上了句号。
斯人已去，那张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会议的合影还被放在很多后人的书桌上，不断被人追述，弥久常新。

参考文献：
1.《贝时璋传》, 宁波出版社, 2009 
2.《竺可桢日记Ⅱ》, 人民出版社, 1984 
3.《竺可桢日记Ⅴ》, 科学出版社, 1990 

4.《欢迎“赛先生”》,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