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孙滔 科学新闻杂志 第11期

作为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高福面对《科学新闻》提到的院士选举问题很谨慎。
“最好别掺和到这里，尤其是我们这些候选人。”他一再告诉《科学新闻》，“掺和没什么好事。”
“这是很敏感的话题。”同样作为今年院士候选人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李淼也持类似看法。
话题的敏感性来源于竞争的激烈。
2009年5月20日，中科院学部公布了2009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数学物理学部52人，化学部42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63人，地学部53人，信息技术科学部39人，技术科学部47人。而最终会从这6个学部共计296人的名单中选出不超过60位院士。
2007年的院士增选中有29人从287名有效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从这一情况看，今年的“新院士”的产生有可能竞争更加激烈。

科学精英
中国科学院院士即过去的“学部委员”，1993年改为现名，是中国大陆最优秀的科学精英和学术权威群体。中国科学院院士自1991年以来每两年增选一次。目前有院士702人。
在人们心目中，院士显然是科学界精英中的精英，而最新增选细则的修改使得成为这些精英的门槛更高了。继2006年第13次院士大会修订通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将当选院士需要获得的本学部的赞同票从不少于投票人数二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后，2008年版本的《院士章程》又增加了差额选举方面的规定。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文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曹聪认为，把院士看做科学精英一点也不为过。仅从1993年院士统计数据可以看到，1名院士身后是100名全职教授，300名高级科研人员，21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3900名科研人员。曹聪是2004年出版的《中国的科学精英》一书的作者，该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作为中国科学精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社会起源、师承和学术渊源、成就及院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等，并对院士选举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
当然，这些精英在中国的科学发展进程中担负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院士除了做好自身科研工作之外，还要“承担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咨询、评议任务；积极推动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并且院士还要对国家科学技术重大问题的决策献计献策。
包括曹聪在内的多位科学史或科学管理研究人员认为，院士在国家政治事务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费拨款和国家的“九五”计划中研究开发经费比例提高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选举历程
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时选聘了172名学部委员，1957年增加了18名，前后两批共190名。这个学部委员名单是从推荐和指令而来，而非选举产生的。名单中很大一部分学部委员是自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名单中而来，但是，当年学部委员名单的产生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如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胡先骕（1894~1968）因为反对错误的苏联李森科的遗传理论遭到政治因素干预而未能当选。
第一次由选举产生学部委员（院士）是在1980年。曹聪认为，与党政机关对1955年和1957年学部委员产生的牢牢掌控不同，1980年的院士选举是民主的，是经过了同行评议的。
这次民主选举是得到党政部门许可的。据长年在中科院院部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薛攀皋的文章记述，在看到这个《民主选举增选新的学部委员》报告时，有领导说，“这是一件较大的改进工作”。
1979年5月17日至21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钱三强主持各学部常务委员联席会议，进一步讨论并修订增选办法初稿。
增补工作分推荐、遴选、评审、选举四个步骤进行。1980年11月26日，学部委员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投票结果，获半数以上同意票当选的新学部委员只有283人。（详见本期《1980：院士选举民主化的起点》）
尽管在之后学部委员两年一次增选成为了共识，并且得到国务院的同意，但可惜的是，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薛攀皋语），学部委员增选后又中断了整整10年。直到1990年5月7日，77岁的钱三强以“科技界一个老兵”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呼吁国家重视这一问题。之后，增选学部委员的报告正式报批。从此，两年一次增选学部委员的制度得以实行，并且再未中止。

院士今昔
“从学术角度看，我觉得1980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期间跟现在比，应该是更加纯粹一点。”李淼这样看院士增选。
李淼说，选上的院士当然学问都很好，但是学问只是因素之一。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方说个性、社会交往，都会起到显而易见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我还是学生，感觉那个时代选举中学术因素的比重要比现在大得多”。
他认为，相对于社会的纷繁芜杂，“院士”这一称呼在科学界还是有着较好口碑的，尽管近年来个别院士出现了一些不合拍的声音。
师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乔纳森·R·科尔的曹聪对院士制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中国的院士选举，其参考指标还是比较科学的，如科学家的学术标准（成就和贡献）、学科特点（考虑到不同学科院士人数的适当平衡）、年龄（为使院士群体年轻化，从1993年起规定每次补选的院士至少有四分之一在60岁或以下）、对待科学研究的正确态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候选人是否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系统的突破和发现。并且，“院士大多抱着确保院士制度纯洁性的愿望和责任，认真参加评选”。
曹聪认为中国的院士选举相对来说算是公正公平了，“只有当候选人旗鼓相当时，‘关系’才可能会起一些作用”。
1955年到1980年间当选者多数曾有海外教育背景并获得博士学位，而1991年增选的院士大多仅有国内教育经历。曹聪认为后者的教育背景不如前者，其中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现实原因。
2000年之后，获得海外博士学位的院士当选者则越来越多。目前，两院院士的81%都有留学经历。
之前，曾出现凭借一篇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而当选院士的情况，这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
“应该看全面的、系统的工作。”1995年院士当选者、中国农业大学李季伦院士推荐过郑儒永、方荣祥、邓子新、陈文新等几位院士当选者，他认为，“被推荐人必须如实反映情况，其工作应是系统的、创新的，然后就是他的道德问题。”
“现在还要看他是独立完成的工作，还是在国外他人领导下做的。”李季伦说。

PS: 我的同事邸利会主稿《中研院：那一年的选举》见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9/6/220035.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