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5日，上午8时，社员
竺可桢、赵元任、胡刚复、周仁、曾昭抡及夫人三十余人，在欧美同学会齐集，赴西山、颐和园，及其它名胜游览。正午，在甘露旅馆聚餐，畅谈风景之美，讨论花
草之奇，颇饶兴趣。迨返城中，已是万家灯火。晚8时，诸社员到北海赴宴。宴毕，由社长竺可桢致谢各团体招待之殷，继由东道主燕大校长吴雷川、清华校长罗志
希相继演讲。

 

最后由葛利普博士演讲。博士首述科学在
各国之进步。希望科学社抱此宗旨进行，将来可为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可与美国之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及英国之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可鼎足而成A.
B. C.焉。

 

博士言词恳挚，听者无不感动，散时已近11钟。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遂于此闭幕。 

               ——引自《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记录》

汽笛长鸣，风雨如晦。

1909年秋，秉志、金邦正等47人作为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坐上了奔赴美国的船舱。此后十多年间，中国派出的留美学生总计达到1000多人，某种意义上，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千人计划”。

任鸿隽正是作为 “稽勋生”（民国政府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于1915年去了康奈尔大学。“1915年冬，‘蒙古’号轮船把我们这批留学生载到一个新世界。在我个人的生命中，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任鸿隽后来回忆说。

中国科学社成立

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纽约州伊萨卡城，当时人口只有一万多，这也是美国所谓的大学城。任鸿隽回忆说，康奈尔大学学生人数就有五六千，“其地风景既佳，人民淳朴，无贫富阶级之悬殊，故常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任鸿隽在1916年9月2日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常年会的演说中谈到中国科学社的历史由来
——“当时在康奈尔的同学，大家无事闲谈，想到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个专讲学术的期刊，实觉可愧。又想到我们在外国留学的，尤以学科学的为多。别的事做不
到，若做几篇文章，讲讲科学，或者还是可能的事。”这是1914年夏间发生的事，当时参与的同学有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秉志、赵元任、周仁等人。

这一年6月10日，刚刚大考完毕，十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大家热情激扬，当晚草拟《科学》
杂志的简章，并且还深谋远虑地进行筹划。“当时因见中国发行的期刊，大半有始无终，所以我们决议，把这事当做一件生意做去。出银十元的，算作一个股东。由
许多股东在后监督，自然不会半途而废了。”

随之他们意识到，“仅仅一个期刊，要想达到这宗旨，岂不是梦想”。后来社员中就有人正式提议改组成立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遂于1915年10月宣告成立。

此后，《科学》杂志在迄今90多年的历史中，曾两次停刊，两次复刊。而中国科学社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任鸿隽晚年回忆说，中国科学社最初就是按照英国皇家学会的模式来组织的。据1916年一
份材料中记录的任鸿隽的说法，“我们组织本社的时候，并未参考皇家学会的章程，直到1916年开年会时，我个人虽经把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查了一下，才知道
我们的组织，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是我们大家很引为欣慰的”。

从公司到学会

这个在组织方式上极像英国皇家学会的社团，在它成立之初却是一个企图“营利”的股份公司。在1914年6月发布的《科学社招股章程》中，中国科学社以400美元为资本，发行股票40份，每份10元，20份由发起人承担，剩下的20份向社会发售。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股金收入却逐渐减少，而股东人数也不见增加。《科学》杂志每本售价0.25元，但现在每卖出一本，就要赔付0.184元。1915年10月25日，面临倒闭的公司干脆改组为学会。在新组建的学会中，所有的维持费用只有来自社员的捐助。

赵元任自传记述：在中国科学社的幼年期间，这些创办人“试图节省我们微薄的收入，以便使中国科学社得以维持。我的一位康奈尔同学邓宗瀛发起了一个经济上的节食竞赛，一些时候是每天5角，另一些时候则是每天3角5分，很快我们两人便都因感冒而躺倒”。

除普通社员外，“赞助社员”的设立也多少缓解了经济的窘迫——《中国科学社总章规定》：凡捐助本社经费在200元以上或于其他方面赞助本社，经董事会之提出，得常年会到会社员过半数之通过者为本社赞助社员。

在先后吸纳的20余位赞助社员中，许多人都是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界及出版界的显要，包括了徐世昌、黎元洪、熊克武、附增湘、范源濂、袁希涛、王搏沙、宋子文、梁启超、蒋中正、阎锡山、黄炎培、唐绍仪等。

但章程同时规定，赞助社员（含团体赞助社员）没有表决权和选举权、被选举权。“这就等于把这些‘大腕’排除在参与中国科学社要务之外，从而保证整个团体免受控制，保持了学会自身的独立性。”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范铁权评述道。

不仅是赞助社员，中国科学社在吸收普通社员问题上也极为慎重。由两位社员介绍，填写正式的入社志愿书，写明学位、学科、执业，然后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后方可成为该社社员。社员一旦出了问题，两位介绍人难辞其咎。

“那时，一般的民间结社吸收会众，只要服从共同目标，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入会方式也很简单、低俗，如歃血为盟、发誓赌咒等。中国科学社吸收会员严格的考察方式，保持了队伍的纯洁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剑副教授分析道。

社员如此，理事的选举更是严格。一般由上年的年会推选专门的司选委员负责下次年会的理事选举，而章程专章规定了司选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可是，遵照严格程序选举的理事并非没有任何问题。起初章程中规定，理事会由7人组成，任期2年，连选连任。1917年修改章程，议决理事会由11人组成。1931年，理事增至15人。但理事似乎总是些“老面孔”，他们不仅当选的次数多，平均任期更是达到15年以上。

“这对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是有好处的，但同时没有新人参与领导，对于一个科学社团来说，很难认为是真正民主的体现。”张剑坦言。

独立的代价

作为民间组织的中国科学社，似乎从一开始就要面临资金匮乏的难题。

1922年，在发起成立科学社已有8个年头的时候，所有社员全年的常年费加起来仅有2000余元，而经年积欠已达数千。即使大名鼎鼎的胡适，申请成为永久社员，在需缴纳的100元永久社费中，两次仅缴40元，也欠下了60元的账。

对比英国皇家学会，在其成立初期，也曾面临经济上的困窘。但此后，工业、贸易、农业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皇家学会关注的重点。粗略计算，当时皇家学会差不多30%~60%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社会经济需要的影响。

寻求企业赞助，不失为一条“生路”。但以中国科学社仅有的研究所——生物研究所而言，除了采集标本，进行动植物资源调查外，并没有多少应用研究。

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少见的企业赞助科学的例子。中国科学社江宁县城文德立官房的房产，便是借了张謇写给大总统徐世昌和财政部长李思浩的信才取得的。1922年8月间，又是在张謇的赞助下，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得以在南通顺利进行。

从回国伊始，中国科学社的领导层就发起了设立5万元的中银基金的募捐计划。为此，还专门
由蔡元培等写了募捐启事。在蔡元培看来，要募集5万元基金轻而易举，他对社会上有能力者抱极大期望。从1918年底，任鸿隽即开始在广州、上海、南通、南
京、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历访名人，进行募捐。然而到第二年4月，只得到1万多元的捐助。到1927年，过去了近10年时间，中银基金也才
21975元，当初设定的5万元基金的目标显得那么遥不可及。

“当时中国虽经过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发展，但毕竟狼烟一片，加之中国向来没有民间资助科学的传统，这一结果应该算是不差的了。”张剑分析道。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胡先骕在《中国科学发达之展望》一文中不无感慨地
说：“至于中国社会，素不知提倡科学研究之重要。陈嘉庚先生以创办厦门大学，可谓前无古人，而竟因其个人商业失败，致大学亦岌岌乎不能维持……殊不知，科
学发达，国力日增，国家之福亦即私人之福，甚且资助科学机关之研究，即能直接增加个人营业之收入焉。”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洪业在纪念《科学》创刊90周年的文章中指
出，中国科学社构想的中国科学体制，是像英美那样走独立于官方的“民办”道路，保持高度的自主性。科学家和科学活动高度分散在大学、企业和民间机构之中，
通过中国科学社等权威学会组织凝聚科学家，依靠社会力量推动科学事业发展。

但中国并没有美国那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与其相偕的强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中国科学社，从异国苗床上移栽到本国的土壤中，生长中遇到的直接问题是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为国情所限，中国科学社这块蛋糕注定做不大。”樊洪业说。

人脉与政府

无奈之下，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政府赞助。迫于日渐恶化的财政状况，1922年8月，在南通召开的第7次年会上，中国科学社设立董事会，专门负责基金募捐与管理。而董事们的目标就是寻求政府对于中国科学社的赞助。

在新组建的董事会中，既有实力派人物张謇，也有政坛、文化“双栖明星”梁启超、熊希龄；既有亦政亦教的严修、范源濂、蔡元培，也有专办教育的马相伯、胡敦复；还有未来政权的领袖人物汪精卫。

果然，这一“新政”收到奇效。1923年1月，由董事会呈准国务会议批准，江苏省国库每月拨付2000元辅助社务。每月2000元的固定收入成为当时社里最大的款项。

紧接着在2月份，董事会又向国务院呈送了《本社请拨赔款关税上政府说贴并计划书》，策划
寻求更大的资助。在这份呈文中，董事会要求政府从退还赔款和加抽的关税中拨出100万元，“作为补注学术团体开办研究所、博物馆之用”，并“另拨300万
元，作为一部分基金，其不足之数，再由社会各方面筹集”。与这份资助相伴的是一份“庞大”的科研拓展计划，包括理化研究所计划、生物研究所计划以及博物馆
计划。可以料想的是，这份计划并未获得批准。

时隔数年，1927年12月5日，董事会向国民政府大学院请求100万的款项。大学院主持人蔡元培、杨铨积极行动，很快在国民会议上获得通过，12月29日即收到财政部拨付的公债券40万元，该项资金也成为了中国科学社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款项。

浙江行政学院软科学研究所的徐明华指出：“民间社团过分强调独立民主精神使它们往往为社会所不容，不问政治的清高使它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这些缺点使得它们在争取政府、社会的支持方面受到了制约。”

“作为民间社团，借助董事的力量寻求政府较大数额的赞助，或是一种无奈之举。”张剑说。

徐明华指出，这正说明科学体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政治制度的保证，不能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建制，往往容易受到偶然的、来自科学体制外的力量的干扰。

中研院VS科学社

在张剑看来，1928年6月9日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设立是导致中国科学社这一民间社团日渐式微的重要因素。

创立之初的中国科学社以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为己任。经过发展，中国科学社已经成为一个集科学普及、科学研究、科学联络、科学奖励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团体。而作为当时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央研究院”，同样是一个综合性的国家学术机构。

“‘中央研究院’迅速设立的国立研究所，吸纳了当时大多数科学精英，无形当中已对民间的
科研机构产生了巨大的挤压。”张剑告诉《科学新闻》，“而更要紧的是，‘中央研究院’通过设立评议会和院士会议行使‘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的功能而
彻底剥夺了民间社团存在的理由”。

1935年9月，‘中央研究院’召开首届评议会成立大会，宣告评议会成立。评议会条例规
定其第二项职责即是“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中研院成为了全国学术交流合作的中心枢纽。胡适后来说，建立评议会是“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
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

但评议员的选举却一直不具有广泛性。直到1948年9月23日，更具广泛性的院士会议出现之后，一直有“缺陷”的评议会才算得以弥补。

“但是，作为官方的机构，中研院的评议会或者院士会议并不能完全代表科学家的声音，而一个来自民间的评议、咨询和起制衡作用的组织的存在总是有益的。”张剑认为。

张剑补充说，20世纪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进入30年代之后，政府都纷纷制定科学研究的战略规划。这时设立“中央研究院”，可看作是对世界科学发展趋势的反应。

“在当时的情形下，人们似乎更热望能在国家层面上成立一个最高的科研机构，对于这样做可能会对民间科学团体造成挤压，并无太多考虑。”

徐明华也认为：“‘中央研究院’拥有良好的外在资源，这使它在稳定环境下取得了可喜成就。只是外在支持也可能是外来干预的代名词，它容易导致科学自主性的破坏。”

兄弟相煎？

除了中研院的“挤压”，与各个专业学会缺乏有效的合作，也是妨碍中国科学社走向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模式的重要因素。

随着中国科学的进步，各个专门的学会得以建立。但无论从组织形式、组成成员和领导层来
说，各个专门学会都和中国科学社这一综合性学会有着紧密的关系。如中国地质学会的领导人翁文灏、丁文江；中国天文学会发起人高鲁；中国气象学会竺可桢；中
国化学会曾昭抡；中国物理学会梅贻琦、李书华、叶企孙等，他们不仅是社员，许多人也是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员。

“各个专门学会建立之后，主要讨论自身领域的问题、政策和工作，发表专业论文、举行学术讨论会和协调本学科发展。这样，中国科学社就日益被它自己提倡与催生的组织挤到极为尴尬的位置，它必须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中重新定位了。”张剑说。

其实，中国科学社一些成员也在努力进行“角色转换”。早在1924年第九次年会上，美国
地质学家葛利普（A. W. Grabau，1870~1946）就建议将中国科学社英文名改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使中国科学社真正成为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组织。结果赞成和反对两种态度呈对峙状态。翌年年会，叶企孙等提议与其他团体联合召开年会，亦
未能及时实施。

直到1934年的庐山年会，中国科学社才和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一
起召开了联合年会。会上，任鸿隽认为中国科学社由于范围较广，组织上应当有所改变，像葛利普建议的，应称为“中国科学促进会”。随后，在1935年和
1936年更大规模的联合年会上，学术团体联合会似乎已成趋势。但随着战事爆发，一切又都耽搁了下来。而时过境迁，当战事结束时，中国科学社已无法找回当
时的号召力了。

可是，最为致命的因素，却是根源已久的宗派主义和小团体思想。当时的中国国内，存在三大
民间科学机构：中国科学社、中国学艺社和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主要由留美学生组成；中华学艺社主要由留日学生组成；中华自然科学社则主要吸收本国毕
业的社员。当时的许多人都认为，《学艺》杂志和《科学》杂志就是对着干的。化学学会的负责人曾昭抡也说中华学艺社“以留东毕业生为主干，无形中与科学社取
一种对抗地位”。

留学生国别畛域的问题，连1920~1921年应邀到中国访问的罗素也敏锐地察觉到了，
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说：“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之间时有分歧；特别是那些到日本的留学生并不为到欧美的学生平等对待。我有一种印
象，美国比起其他国家来说给它的学生盖上了更为明显的印记。”

“当年刚刚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们，患着一种通行的幼稚病，就是到哪个国家留学就觉得哪个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留学美国的任鸿隽们就以为英美的那一套最好。”樊洪业说道。

“建成像英国皇家学会一样的独立组织是中国科学社自始至终都试图完成的目标，”张剑告诉《科学新闻》，“这可说是一个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例子。美国的科学体制本就是承继了英国的，任鸿隽等发起人都是留美出身，中国科学社在组织方式上和英美的体制相似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三足鼎立、互不统属的三大民间科学社团最终不能联合起来，成立相对于官方科学组织的民间科学组织，这也是中国科学社没有成为所谓的中国的科学促进会的重要原因。”张剑总结。

走向衰亡

“建国后，中国科学社虽然还存在，但其地位和当初已经不可能同日而语。”张剑说。

1957年，在“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传氛围中，任鸿隽抓住时机，决定复刊。

“可是，那个春季太短了。”（樊洪业语）1959年，任鸿隽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社最后一次理事会，说明凭私人团体的努力不能适应国家总路线的要求，因此提议将本社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8万余元款项全部捐献给国家。唯一的愿望是请求由全国科协接办《科学》，不要让它中断。

1960年，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中国科学社画上了休止符。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09年第6期 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