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审判，带给柬埔寨人的还有创伤记忆

解剖“审判创伤”

■记者 孙滔

2009年2月17日，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开庭审理原金边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Khang Khek Leu）一案，他被控在掌管金边S21监狱期间犯有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谋杀和酷刑等多项罪名。

然而，审判带给柬埔寨人的却不仅仅是正义。

今年8月5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希尔分校的助理教授Sonis博士在《美国医学会刊》（JAMA）发表调查报告称，在红色高棉时期幸存的柬埔寨人，其中超过14%的人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诊断标准，并且87.2%的人担心对红色高棉领导人始于今年的持续审问将会引发创伤记忆，即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红色高棉审判”可能会对许多柬埔寨人的精神健康造成影响。

审判

联合国与柬埔寨于2003年6月签署设立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协议，对被指在1975至1979年间在柬埔寨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等罪行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除康克由外，被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逮捕的还包括前红色高棉主席乔森潘（Khieu Samphan）、外交部长英萨利（Ieng Sary）、社会事务部长英蒂迪（Ieng Thirith）和人民代表议会议长农谢（Nuon Chea）。而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因心脏病突发于1998年4月15日去世，终年73岁。

联合国早在1948年即认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来起诉灭绝种族等罪行，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12月9日第260号决议中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公约第一条将灭绝种族定性为“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并认为：“有史以来，灭绝种族行为殃祸人类至为惨烈；深信欲免人类再遭此类狞恶之浩劫，国际合作实所必需。”

据估计，有100万至200万人（约占柬埔寨人口的20%）在红色高棉时期被迫害致死，另外有数百万名幸存者被迫在严酷的情况下从事奴役劳动。而没有一个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种执法机制来处理个人的责任问题，灭绝种族行为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往往不受惩罚。“杀害了10万人的人，要面对审判的机会还不如杀害了一个人的人。”前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何塞·阿亚拉·拉索说。

2007年7月18日，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介绍性陈词中包括了可能构成犯罪行为的事实，指明犯罪嫌疑人，并要求对之进行调查。

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称，共同检察官在陈词中列举了1975年到1979年间的25起事件，涉及谋杀、酷刑、强迫转移、非法拘禁、强迫劳动以及宗教、政治和族裔迫害。共同检察官还递交了作为陈词佐证的1000多份文件，这些文件包括第三方陈述、350份证词、40名其他潜在证人的名单以及大量当时的文件等。

心理创伤

审判是否有助于缓解根深蒂固的心灵创伤？ Sonis博士对这个命题用心良苦。在2006年12月到2007年8月间，Sonis博士与其合作者开展了全国性调查，其中包括813名35岁以上的受访者，这些人在屠杀期间至少已有3岁。

在他们的调查了解中，75%的柬埔寨人力挺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这次对红色高棉的审判，但经历过红色高棉暴虐的老人中有87%的人表示，审判让那些不忍回眸的梦魇再次占据脑海。

Sonis博士及其同事与1017名柬埔寨成年人进行了面谈，从而分析了其PTSD的症状及能力丧失的发病率情况，并且了解了其在司法审判、期望复仇以及对该审判的了解和态度之间的关系。该抽样人群包括曾经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生活过的、现今年龄在35岁以上的813人，以及与红色高棉时期没有直接关系的204名年龄在18~35岁之间的成年人。

在年龄较长的成年人中，多数人表示他们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曾经受到伤害，有大约一半的人说，他们在那个时期曾经差点死亡。

对这些人的采访是在对红色高棉审判开始之前进行的。Sonis博士发现，尽管柬埔寨人对审判抱有积极态度，但那些对正义不抱有希望的人和对复仇有强烈愿望的人更容易患上PTSD。另外，对审判了解更多的人也是如此。

Sonis博士说：“我们不知道特别法庭如何来牵扯社会情绪，即究竟它们能够增加人们的身心伤痛还是缓解。”他认为，柬埔寨人希望审判给予他们正义，但同时他们对伤痛的往事不忍回眸。

即使审判可能使柬埔寨人PTSD的患病率增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红色高棉的审判。Sonis博士告诉《科学新闻》，至少对康克由的审判已经取得成功，而且对红色高棉的审判显而易见给那些灾难后的幸存者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正义。

不过，Sonis博士发现了另外一个矛盾的事实，在这个佛教徒居主流的国家中，几乎有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这一审判“违背佛陀的教义”。然而，被问及对红色高棉的态度时，63%的被访者坚决支持审判，21%的被访者同意“我希望他们受到惩罚”的说法。
Sonis博士特别注意有关审判的研究，即超越传统灾难后遗症的心理健康认知。

在过去的6年中，Sonis博士是四项基金的主持人，包括安置在美国底特律的波斯维亚难民被刑讯后的心理创伤，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简称 TRC)成立之前的种族隔离制度受害者的心理学研究，越战的心理创伤以及人们对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态度，他还参与了对“9·11事件” 中的疏散人员的研究。

该期《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为暴力与人权专刊，除Sonis博士的研究外，还包括了关于创伤事件亲历者的健康结局和其他情况的3项研究：

纽约市卫生局和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调查了直接感受或长时间感受“9·11事件”的当事人，比如生还者和营救人员、附近的居民和办公人员，研究人员在近两年重新作了一次哮喘或PTSD的诊断。

芝加哥研究人员则分析认为遭遇漠视或虐待的老年人可能会加速死亡，其死亡率增加不只涉及到认知功能低下或身体不佳的老年人。

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加拿大学者在研究文章中认为，女性遭遇亲密伴侣暴力后例行筛查并向医生通告筛查结果，并不能减少随后的暴力发生。

（本文所有图片均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希尔分校的Sonis博士提供）

小注：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蔡伟雄于2003年发表的文章《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认为，PTSD主要表现为：反复发生闯入性的创伤性体验重现(病理性重现)、梦境，或因面临与刺激相似或有关的境遇，而感到痛苦和不由自主地反复回想；持续地警觉性增高；持续地回避；对创伤性经历的选择性遗忘；对未来失去信心。

蔡伟雄等分析了PTSD的影响因素，他认为PTSD主要与创伤性事件和易感因素有关。任何导致恐惧、绝望、失控感、幻灭感的创伤性事件均可引起 PTSD。易感因素则包括如年龄、性别，甚至涉及受教育程度低、存在精神症状的家族史与既往史、童年时代的心理创伤、性格内向及有神经质倾向、创伤事件前后有其他负性生活事件、家境不好、身体健康状态欠佳等多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