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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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上原文：
余秋雨

　　我的学生王超，寄来十七年前我写给他的一封信的复印件，读了产生一些感慨。

　　我的学生遍及全国各省，他们由于受过艺术学院极富人文气息的校风薰陶，大多个性鲜明、才华横溢，而且往往比其他高校的毕业生更具有表达能力、感染能力和公关能力，更适合担任行政领导，其中有不少确实也已担任省、部级的主要文化官员很长时间。那么多年过去，我与他们之间，已从师生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但师生关系还在隐隐约约地起作用，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会不听我的话，违背我的意愿。如果稍有违背，就会受到其他学生的指责。这当然并不妥当，但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老师，有资格享受中国传统师生伦理的呵护。他们的听话有一个最雄辩的证据，那就是，近十年来我受到几个奇怪文人的诽谤，有不少传媒卷入，我的那么多笔力千钧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气得嗷嗷叫了。他们如果出手，嬉笑怒骂十八般武艺都操纵自如，谁也不会有招架之力。但我一声令下：“不准与精神病患者厮磨”，他们也就全都扭转脸一声不吭了。我的很多学生已是名教授，他们也有了几代学生，其中有两位曾经对我说，能不能发动他们几个低班的顽皮学生在报刊和网络上与那些诽谤者过过招？我立即喝止，说不能让年轻人在过招中学坏。

　　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一个精神院落。这样的精神院落越多，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越丰富，越厚实。院落之外，总有酒徒作态、痴汉打滚，这很正常，从反面说明了院落之所以为院落。他们巴不得院落里有人出来去责斥他们呢，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有了纠缠下去的理由，进而在纠缠中把酒徒洗刷成圣徒，把痴汉洗刷成好汉。其实他们有这个心意也不错，但我们没有时间去陪着。我对全国各地的学生转述了美国一位传媒大王的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大家全都听懂了。

　　王超现在任职于山东艺术学院。他们班的湖南同学刘林武，已病逝多年。王超向我出示的这封信，正是我在刘林武病逝的当时写的，王超希望能作为他的一本教材的序言。我立即同意，并希望他寄一个复印件给我，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这是十七年前的笔墨了，我在1989年夏天仓促离国后到第二年才回来，那时的社会气压使我不得不劝学生暂停创作而转向教学。现在情况已大不一样，但我觉得我在那封信里对编剧课程所提的意见，仍然具有价值。

　　我主张在艺术创作领域先要接受十分具体、十分专业的“元素训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而创新是学生自己的事，由他们各自的生命底层产生。我不赞成那种只有空论而没有训练的课程，即便那些空论全是“新观念”，我也宁肯保留比较保守的训练课程。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影、视、剧创作，画面和表演都很好，问题往往出在剧本上。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要我点评近两年来电影的大片质量，我在充分肯定这些大片的里程碑意义之后仍然不客气地指出了它们的共同毛病：叙事能力欠缺，文学责任淡薄。几位著名导演从一开始关注的，主要是风格、题材、画面、演员，而在文学功力上显然是大大逊色了。他们喜欢借用一些经典老戏的构架，这等于自动放弃了整体性创造的权利，也放弃了在寻常生活中作出独特的自我发现的义务。此间的症结，是他们对于剧作没有足够的自信。在拍摄过程中，当画面品质和文学品质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当然也会企图协调，但最终选择大多偏重于画面品质。数量极大的电视剧，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

　　这不能怪这些导演，更不能怪那些为他们打造剧本的朋友，他们已经难能可贵了。他们无法信任艺术院校编剧专业的那些空洞课程，只能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行事。他们也企盼着剧作上真正有效的专业训练，但这种专业训练的可靠规程，似乎至今尚未建立。结果造成了一个社会性的大误会，以为表演是专业，布景是专业，服装是专业，化妆是专业，摄影是专业，而编剧不是专业，只是生活、灵感加文字。这真是大错特错了。编剧，特别是当代的电影、电视编剧，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完全不同于写一首短诗或一篇散文，必须呈现出完整的专业步骤、精细的专业定量。生活和灵感，只有进入严格的专业化熔铸，才能构成“大器”。

　　下面就是我十七年前写给王超的那封信，供大家参考。

2007年3月8日

王超：

　　您好！

　　我自去年夏天赴新加坡讲学，到现在才刚刚回国。因此，你的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我是同时看到的。从来信中知道你在创作和教育上都做得不错，很高兴。

　　在现在的情势下，我倒不太希望你在创作上出太多的作品。因为八十年代的社会激情已经完全消退，而新的话语平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影、视、剧创作不是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我们没有必要在勉为其难的外部磨擦中打疲劳战。

　　相比之下，教学要努力搞好，哪怕是代课。等到学生们一步步成长起来了，有可能迎来比较正常的创作环境。作为教师，有时不得不把自己的创造力“移植”到学生身上。在特定的时代更会这样。

　　编剧专业的课，不是理论课而是训练课。应该少讲大道理，多讲具体法则。其实这最难，而大道理却很容易讲，连完全不懂编剧的教师也能讲出几学期的“编剧理论”出来，当然只能误人子弟。我国的人文学科教学普遍存在空泛化的倾向，现在已经很难遏制，因为找不到几个具有训练能力的高手来当教师，只能把“纸上谈兵”奉为正宗。

　　编剧课的训练，要提炼出一些基本元素作为教学项目。我曾经采用过的项目有十余个，大致是——

1， 梗概的形成；
2， 意图的淬炼；
3， 情节的梳理；
4， 悬念的强化；
5， 性格的凸现；
6， 逆转的处理；
7， 延宕的布置；
8， 高潮的培育；
9， 悲剧效果的构建；
10，喜剧效果的点化；
11，象征的运用；
12，场面的重整；
13，台词的细磨；
14，总体的调节。

　　以上每一项，你都先要用古今中外的佳作为例讲述一些基本法则，尤其要讲在
每一项中最容易产生的败笔，然后让学生做作业。作业分口头作业和书面作业两部分，两部分都需要你作出点评。如果能够调动起学生互相点评，再由你作结论，当然更好。

　　你在点评中会积累大量正面和反面的例证，作为以后讲课的素材。这些例证虽然并不经典，但贴近当代学生们的寻常水平，与古今中外的佳作形成对比，具有感性的说服力。

　　我在新加坡期间，应邀讲了各种各样的课，其中一门课程就是为他们的国家电视机构训练编剧骨干，用的就是上面讲的这些项目和方法，效果很好。后来他们甚至不想放我走了。可惜，我已经决定用实地考察的方式来研究中国文化，否则，我最胜任愉快的职业是“剧作文本设计者”，或曰“叙事结构选择者”。一笑。

　　这种训练方式的教材还没有编出来。国外有一些，他们干脆把编剧课说成是“工场”，可见重在现场操作，因此很难有通用教材，完全是看进入“工场”的师傅和伙计们各自能力和切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教师，而不是教材。

　　有一件非常哀伤的事情，不知道你是否得悉。你们班湖南安化的同学刘林武，因患肺癌，于日前去世。他从发现此病到去世，只有四十天。我昨夜接到安化县文化局打来的加急电报，今晨即发去一份加急唁电，因为追悼会就在今夜举行。林武为人，老实诚恳，善良温和，学习也非常用功，他得病前给我的信还在我手边，清朗的笔迹竟化作了云烟。他的去世，我实在非常悲痛。请你接此信后立即将此消息转告金宗智、侯宏两位，也许他们已经知道了吧。

　　顺向在济南的同学们问好。我很想念他们。有空请他们给我写写信，此信也可传他们一阅。

　　我自从到院长办公室上班以来，忙不堪言，又兼世情诡谲，劳心劳力，笔墨全废。身体倒是不坏，在国外期间，每天从事体育锻炼，体重减轻十余斤，真喜讯也。

即顿
时安

余秋雨
1990年2月28日夜

从《北大讲量子力学的烂人》谈起
－－转自北大未名

（一）题记·关于批评的语气

　　这题目如果叫做“从……谈起”，除非偶尔碰上大牛，能把一团文章作得密不透风，否则十有八九是作者在为日后的语无伦次和离题万里播种伏笔。高中时候读华罗庚先生的《从杨辉三角谈起》和《从孙子的“神机妙算”谈起》，觉得丝丝入扣，那是大手笔。另有一本《从单位圆谈起》，虽然我从来没有冲出过前三页，但单从目录看，估计也一定是海阔天空而经脉不散的。这种牛书，总是无一例外地能给读者带来身心的巨大愉悦。

　　大牛不是天天都能碰上的，所以，我的读者恐怕没有我当初那么幸运。

　　事情的起因是meteorface同学发了一篇批评曾谨言老师的文章，从而引出了我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我很早就有，meteorface不过起一个诱导的作用。在我下面将要发表的观点中，有一部分针对那篇文章，但大多数不是，尚请meteorface见谅。

　　meteorface在他的文章中，用了一种我不喜欢的批评语气，有点像人身攻击——比如题目里的“烂人”。再比如，文中称曾老师为“这东东”。就我所知，除了法律系的孙东东老师外，别人套用这个称呼似乎都有欠准确。时下常有人觉得，看见谁不顺眼，大声骂出来才好，才是真性情，客客气气跟人说要么是虚伪，要么是损人不带脏字，总之尤为恶毒。我却一向以为，客气的批评一来是对对手的尊重，二来是为自己的批评增加力度，必要的时候宁可虚伪一点，也不能被对手揪住小辫，所以在这里向大家倾力推荐。

　　顺便说一下，就我所知，“高等量子力学”的反面乃是“初等量子力学”，而非“低等量子力学”。小时候我初闻何祚庥先生是“高能”物理学家，佩服得不得了，以为比“学部委员”还高。后来听说还有一个“低能物理研究所”，于是大惑不解。可见祖宗文化博大精深，一词多义，比起GRE类比，那是更加地害人不浅。一种有名的数学竞赛杂志，叫做《初等数学》，若是改成《低等数学》，只怕从此销路受阻，一举倒闭。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董乐山先生在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所作的前言中说，“最后要提一下的是：它（指该词典）的汉语名称中‘高级’一词改为‘高阶’，仅此一端，可以看出主其事者确是高手，因为原来的名称不免有misnomer之疵。”我这里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生活中说话一向极损，不信大家可以找PlateauWolf确认。这不是好习惯，我也一直在试图改正。不过有一点我敢说的是，我从不搞人身攻击。以前我也曾在物理版发过批评陆果老师的文章，措辞比较激烈，但是里面没有人身攻击的成分。我想这大概可以算作批评的规矩。就好像辩论手即使心里老大不愿，为着裁判的高分，也得咬着牙恭恭敬敬地称自己对面那帮鬼子为“对方辩友”一样，说到底，是会对自己有益的。

附：meteorface原文的r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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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meteorface(babyface),信区hysics
标题:北大讲量子力学的烂人
发信站:北大未名站(2000年12月05日23:40:19星期二),站内信件

　　这人我不说大家可能也知道的，他不是写了几本破书吗。然后就平装本，精装本的一通乱出，赚可怜学生的MONEY，当然最可气的是其傲慢，就好象我们大家都不是东西似的。这东东上来就说我们不刻苦，FAINT，老子当时正考G，能不刻苦吗。然后就说我们不如80年代的学生，而80年代又不如50年代的学生。你干脆就说我们不如你不就行了。不过也不知我们底下坐着位初二学高等数学，高中学数理方法，电动力学的老哥是不是也不如他？可恨的是他还以为自己牛X的不得了，给我们来讲讲低等量子力学就跟委屈了他似的。

　　麦克风也不愿带，然后自己说话又含含糊糊。按他的说法，上他的课就得打破脑袋的占座，这样才是爱学习，他只给在前面的人讲，后面听不见，活该了。还有最没人性的是我们刚献完血回来就要期中考试，还不告诉你范围什么的。别人都在准备校庆，我们在...

　　哎，中国就这种老师，能有人爱学物理吗。

（二）关于对待批评的态度

　　我们中华第一系的老师学生，一贯胸襟宽广，肚能乘船。记得上电动力学课的时候，有同学问了丁浩刚老师一道题，他一时想不出，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课后大家在学三吃中饭，恰好又被他撞见，他便捉住那个同学，原原本本把刚想出的解答讲过一遍，确信无误，才去吃饭。我上热统的时候，曾问过林宗涵老师一个佯谬，他也一时回答不出，说回去想想，下次再告我答案。第二次课前我去问他，不想他因为事务繁忙，忘了我的问题，只好非常不好意思地跟我说对不起，让我再等半周。第三次课前，我一进教室他便找我，把他想出的答案讲给我听，直到弱智的我开始点头，方才罢休。舒幼生老师教力学的时候，偶然在黑板上犯错，被听众点出，就会认真道歉，有时还附上一番自责，态度特别诚恳。此类事情，在我系那是司空见惯，数不胜数，从而使我系无愧于中华第一系的美名。

　　但是不久前数学系的dini在我们版发出文章，指出甘子钊老师在《北京大学物理丛书》前言中所犯的一个文法上的错误，竟招致一些同学的猛烈抨击，实在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说实话，我觉得甘主任那篇文章是难得的佳作，dini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但是既然人家规规矩矩地指出来了，我们也应该规规矩矩地反驳。凭人海战术，既算不得本事，又太不明智。数学学院人数是我们一倍半，拼到最后，他们稳赚。我看到dini的文章的时候，讨论高峰已过，不然我一定要临阵投敌，过一把倒戈的瘾。

　　我时常跟自己说，一个人倘若只有百分之一的优点，那么我也要看出这百分之一，然后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取非。话说得漂亮，做起来总是刚好颠倒，在这里写出来，算是与大家共勉。你看dini一个数学系的同学，认认真真地来看我们物理系丛书的前言，这本身就值得大家学习。数学系的好教材出得也不少了，它们的前言后记咱系哥们看过多少？张筑生老师的《数学分析新讲》，内容精彩不说，一节后记写得极其中肯，跟俞允强的《电动》前言有一拼，建议大家抽空看看。若是能挑出个把语病，不妨也发到数学版去恶心恶心他们。到时候别忘了叫上我，我一定躲在最后给大家摇旗呐喊。

　　meteorface发的批评曾老师的文章，我多半不同意，但是我想曾老师还是有他自己的问题的。有同学一上来就要把meteorface一棒来打扁，恐怕也有点过头。有话好好说，这样我们“中华第一系”的老字号招牌，才能保得长久些。

p.s. 关于dini一事，我早想说话。当时inking出面将此事了断，我不敢目无斑竹，因此忍住，决定等事态平息，再发意见。我和PlateauWolf都觉得，把dini逼得道歉，非但完全没有道理，而且简直有损我系颜面。此处翻出多年陈账，实在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望各位海涵。

（三）曾谨言老师

　　我上课，如果第一排有空，就坐第一排，否则坐最后一排。因为没有早起占坐的习惯，所以一般我总是随身携带望远镜，以备不时之需。量子力学是一门很奇怪的课，我和flying无论去得多晚，总能坐在最前。估计大家都觉得离老师太近没有安全感，所以才把首排空出。殊不知老年教师大都老花眼，看远处的同学比近处的其实还要清楚些。

　　曾老师说话声音不大，系里给他配了话筒音箱。每次课前，由96级的班干部柏树丰同学负责把音箱线路接好，音量调得适中，话筒备在讲台上。在我的印象里，曾老师习惯用话筒的，效果也还可以。只是那音箱隔三差五会发出一些吱里哇啦的怪声，有几次把他惹恼了，就把话筒丢在讲台上，说“我年轻时不用这玩艺”，然后对着大家直接讲。我不知道教室后面的同学能不能听清楚，不过好像谁也没有往前移动的意思。

　　曾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我并不觉得很傲慢。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年轻人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他回答学生的问题，也是比较认真的。

　　关于曾老师的一些事迹，可以参见拙作《中华第一系物理讲义页边集（二）》，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想讲述去年十月份我请他写推荐信时遇上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某天早上九点多钟，我去他办公室请他签推荐信。我到的时候他房间里只有两个研究生，告诉我他在隔壁讨论问题。果然我到旁边门口从缝里一看，有个研究生模样的人在一块黑板前嚓嚓嚓地写公式，边写边讲，他和另外一个学生坐在下面听。他听着听着，不时地插两句话，声音很小，然后黑板前的那个学生就会悲愤地靠音量维护自己的观点。我见他们争斗正酣，想等一个话眼，就在外面徘徊。谁知过了二十多分钟，他们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我于是回到他办公室问先前那两个研究生，他们几时才能结束。其中一人说，一般都得到中午12点，若找他有事，最好中途打断。我无法可想，只好回去硬闯。恰好这时一个电话把他叫出来，我赶紧抓住机会把信送上。

　　就我所知，曾老师七十多岁高龄，每天早上去办公室和学生讨论问题，已成习惯。除上课开会，从不间断。

　　第二件事是一次电话里他请我帮他打听物理所蒲父恪先生的地址。曾老师知道我母亲是物理所的，蒲老院士又有名，以为很容易就能查到。我回家一问，才知道蒲先生年初就已南下，行踪飘忽，无人知晓。我于是打电话问曾老师，是不是特别着急。他说不着急，当初蒲老先生托他打听一个人，现在这个人他打听到了，蒲老先生却不知去向了。他还说，估计蒲老先生自己都忘了这档子事了，不过既然答应了人家，就要帮人把事办完。后来过了些天，我母亲辗转寻到蒲先生的email，由我转告。我以为事情就此办完，不料不久他又来问，是不是肯定蒲父恪的“恪”字在email中的英文拼写是“qo”，因为无论按照英文还是拼音，“qo”都是不合法的。我帮他确认过，他才放心，给蒲先生发信去了。

（四）人无完人

　　我最敬仰的物理学家，依序为Pauli、Landau、Feynman。

　　这三人的学术自不必说，泰山北斗，武林至尊。人品也是极佳的。Pauli人称“上帝的鞭子”，等他真去见上帝了，整个物理学界都开始想入非非：“假若Pauli尚在，他对XX理论又会有什么高见？”大一时欣赏一篇文章，叫《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的，里面说北大有一种人看书的同时就时刻准备着拍案而起，我感觉自己就有此倾向，故尊Pauli为第一。Landau六十年代出车祸人事不省，到医院报名志愿看床守夜的青年物理学家名单足足超出150人，可惜半年后Landau虽然救活，却从此再也不懂物理，残活六年，郁郁而终。Feynman过世，加州理工学生自发在图书馆屋顶拉出大横幅，上书“We love you Dick!”其自传《Surely You Are Joking》更是几度脱销。

　　但我这里着重要说的，却是他们的缺点，而且是性格上的缺点。

　　Pauli为人刻薄，妇孺皆知。一次Pauli外出，事先向一个同事探路。第二天那同事问他路途是否顺利，他答，嗯，在不讨论物理的时候，你的脑子是清楚的。Pauli一个朋友在论文中犯了一个错误，白纸黑字欲改不能，于是痛不欲生。Pauli前去安慰，说没关系，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写论文滴水不漏。

　　Landau自负。在李政道和杨振宁之前，曾有一位苏联年青物理学家提出宇称不守恒。论文送到Landau那里，他翻了几页，也不细看便嗤之以鼻，随手丢进回收站。像Landau那样一人主管百十号人的研究所的，时间一长，多少会染上些学霸气。

　　Feynman算是人格上最完美的一个，单纯天真，心无杂念。但是连这样的人，也难免会有点小虚荣心。Feynman曾经跟他的一个哥们抱怨，大家之所以喜欢他，只是因为他得过Nobel奖。那哥们不以为然，说你看那么多Nobel奖，别人就没有你那么受欢迎。Feynman说，反正他就不喜欢别人知道他是Nobel奖。那哥们于是牢记在心，每次跟Feynman一起赴宴，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走漏风声。结果一次宴会上，他出去十分钟，回来发现全屋的人都已听说Feynman得过Nobel奖，是Feynman自己说的，于是他很生气，觉得Feynman虚伪。这个故事载自http://www.feynmanonline.com/，一个绝好的Feynman站点。Feynman当年那个哥们在上面贴了十几则Feynman轶事，就这一条说他坏话。我很感激这位先生，只因他向大家刻画了一个真实的Feynman。

　　这三人，一个刻薄，一个自负，一个虚荣，并称为我最崇敬的三位物理学前辈大师，只因人无完人。

　　此三人之外，另有中华第一系曾谨言，上课说话含糊，举止时显傲慢，考试不画重点，在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中，位列前三。

（五）关于物理书

　　量子力学教科书的扛鼎之作一向首推Dirac的《Principles of Quantum Mechanics》。历史上共计四版，其中最后一版有陈咸亨先生的中译本。北大图书馆竟然一本未收，实在说不过去。该书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层次分明，问世以来一直被尊为“Voice of the King”。不仅物理内容，连语言也是极漂亮纯正的英国英语。它的英文版我只见过第三版，憾甚。

　　量子力学方面另一本圣经级著作则无疑是Landau&Lifshitz的《Non-relativistic Quantum Mechanics》。Landau在世时出过两版，死后又由Lifshitz修订过一版。和Landau系列的其它教材一样，该书内容庞杂，非相对论量子力学中除路径积分外的各种分支，几乎都有所涵盖。它对很多问题，比如基本原理、准经典近似、散射等等，都有独到的讲解；而且特别注重应用，有些章节，比如原子、双原子分子，已经明显偏向了量子化学。缺点是符号比较陈旧，大量出现的是带角标的矩阵元形式，而非Dirac括号。

　　中国在这方面的教材，和国外的比起来，实在少得可怜。六十年代周世勋先生出过一本，现在看显得过时。改革开放以后，有名的就是曾谨言两卷本《量子力学》了。曾先生的书去年刚出了第三版，因为是科学出版社，所以价钱偏贵。内容可谓相当全面，叙述方式也适合中国国情，一看就知道作者没有四处抄袭，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写的。缺点是缺乏一些特色，只有氢原子的动力学对称性等少数片断在其它书中极少涉及，而且装订比较差，印刷也不够体贴用户。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本不错的书，中国的物理学生都不妨买两本来翻翻。此外，喀兴林先生的《高等量子力学》也是一本好书。喀先生学风朴实，不打马虎眼，乃我辈之楷模。无论是Dirac方程，还是角动量、二次量子化，都写得很用功。二次量子化一章，更是指出了Landau、Davydoff等几本国外名著上关于升降算符对波函数作用的错误叙述。美中不足的是散射一章写得不够清楚，从Green函数开始就不行，到做近似的时候就更加不行了。杨泽森先生的《高等量子力学》，写得如同天书，符号繁杂无比，字母下角标的上角标居然还有下角标，把LaTex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散射的形式理论一章，除了形式还是形式，篇幅不大，但就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人读懂过。据杨先生自己说，他的书写于六十年代，主要参照的Dirac和Landau。（顺便说一下，散射这一部分确实难写，很多很好的书都栽在这上面。这方面最好的一本应该是Taylor的1972年专著。这本书我虽然有，但是没有读过，无法评价。读过的人反响都很好。图书馆只有一本，本来就破，被我复印过以后更加不堪，大家借的时候小心点。）近两年复旦的苏汝铿先生、倪光炯先生也分别出过量子力学的教材，都收录了当前比较前沿的课题，比如Schrodinger猫态什么的。这些专题现在还不够成熟，收进教材的效果到底好不好，还需时间检验。

　　学了三年多物理，我对中文物理教材的总体感觉相当不满意。拿四大力学来说，我个人认为除了俞允强先生的《电动力学简明教程》，其它书都和国外教科书存在档次上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热统。六十年代王竹溪先生写过《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导论》，此外再没有像样的教材。王先生的书八十年代由高教重印过一次，现在用作课本太陈旧了。中国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汪志诚先生的《热力学·统计物理》，说话错误很多，而且条理不够清晰。研究生教材《量子统计物理学》，由北大物理系包科达、林宗涵等几位老师执笔，明显地可以看出Landau和黄克孙的痕迹，比如量子气体一段学黄克孙，量子流体一段学Landau&Lifshitz统计第二卷，而Landau书中关于正常Fermi液体的精辟概述，却又没有收进。听说不久该书要出第二版，但愿能有进步。我父亲研究统计十几年，认为中国在此领域与国外的差距，标志性地反映为没有一本像样的教科书。

　　美国人的物理书，总体风格生动活泼，注重物理本质和实验现象，不喜欢繁难的数学推演，代表作首推《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苏联人的物理书，总体风格严谨扎实，注重理论体系，数学功底深厚，代表作Landau&Lifshitz的十卷巨著《理论物理教程》。中国人的书，则大体来讲，既缺乏物理直观，又缺乏数学功力，代表作北大物理系的《固体物理讲义》。我现在很少看中文书，就是因为这个现状。看那些英文名著固然赏心悦目，但那毕竟是别人的，多少会有些不爽。曾谨言先生等人，虽然暂时写不过人家，总归是在做着有益的尝试，对此我是尊敬的。就好像我虽然不喜欢喝非常可乐，对它的广告词中透出的骨气，却是十分地欣赏。

（六）关于物理系的学生

　　大一整天上自习的。第一个学期跟outfox练季米多维奇，第二个学期跟flying编Goldstein理力的习题攻略。outfox不说了，体力狂，高三起一年半之内愣把季米多打穿。flying做的是数学系方企勤那本集子，解答也堆了好几大本。flying这人很怪，高三在清华考数学第一，报志愿的时候却又放不下物理，于是为公平起见，干脆选无线电。古时候有个笑话说父子俩只有一头驴，不知道该谁骑，结果俩人扛着驴走，我看他的思维方式就差不多。他上了无线电还不老实，到数学系听数学，到物理系听物理。pin早就看出像他这么玩命迟早有一天要出事，总不忘提醒他注意保重身体，他只当耳边风。我记得学理力那阵他每天披星戴月去图书馆上自习，睡觉本来就少，吃饭还特别省。学转动惯量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晚上睡觉一闭眼就是那个惯量椭球。我试着用手指在空中弯出一个椭圆，果然他见了就要吐出来。我安慰他说没关系，我当年整天玩俄罗斯方块，也曾经一闭眼就出现很多不规则的方块，旋转着向下掉落，到底层还能自动消行，奇妙无比。期末考完，他发誓为健康起见至少一个月要远离椭球，结果仍不免神经衰弱。我一直想不通他这么谨慎为什么还不能幸免，最后把罪魁归为他早餐鸡蛋的倒霉形状。　　
　　flying的高中同学，我系的pin，也是一大奇人，实验天才。他做实验时手脚并用，呼呼有声。相传pin高二暑假把四大力学往书包里一装，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回去复习一下。Aprilfool考G那会和pin住在外面，赶热统作业总不忘参考pin高中时的解答。meteorface在文章中提到一个初二学高等数学，高中学数理方法、电动力学的老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我高中同学里就有不少。didibaba高一自学完普物，国际竞赛题轻车熟路。JH初中念过一遍高等数学，现在在计算机系学得很滋润。我们的大哥大冉鹰，同时修数理化三系课程，考试从不下90，全面打通自然科学。他们都很厉害，但没有一个恃才傲物，对老师也一向尊敬有加。推荐didibaba的《再见，大话！》，里面有一句“我一直爱我们的系，无论是当我坐在教室里听着我所尊敬的先生讲课时，还是我旷了课在宿舍里上大话时，我时时刻刻的记住，我是物理系的！”可谓掷地有声。meteorface在他文末感叹，“哎，中国就这种老师，能有人爱学物理吗？”对此我的回答是：

　　中国就是这种老师。我是北大物理系的。我爱物理。

　　没错，我每天晚上自习到三教熄灯翻窗户出楼的时候，心里是自豪的。走在28楼前的马路上，见头顶星斗棋布如Thomson电子模型，一方夜幕上分明写满了北大精神。曾谨言老师说九十年代的学生不如八十年代刻苦，难道不是么？看看教室里随处可见的红包书、GRE，这就是我们的追求么？longtime曾经拍着我的肩膀说：“物理系的同学多少都有点理想主义。如果在八十年代，我们这样的人都会有女朋友的，不为别的，就因为那是诗歌的年代。”也许我们是落伍了。也许社会不再需要我们这样的不切实际了。当我在周围红宝书的海洋中奋力独举一本Feynman物理讲义的时候，失落是空前的。而当终于有一天轮到我亲手把俞敏洪同Landau一起放进书包的时候，那就是一种亵渎大师的罪恶了。若不是还有物理系这座小小的避风港，周围还有这些执著的同学和仁厚的先生，我真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可怜的幽灵，夜深人静之时，为着前世的梦想，孤独地飘浮在古老、静谧的三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