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寻找描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本语言和范畴，这种基本语言和范畴是在特定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中约定的。第二步则是把这种语言植入它的形成过程并观察其功能，而不是把这种语言当作透明的、不变的本质。考虑到语言共同体并非封闭的存在，因此语言的翻译和变异过程也将涉及到一个跨文化的研究领域。

例如，我将研究的是“公”、“群”、“社会”、“国家”、“民族”、“个人”、“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及其“革命”信念等构成中国现代世界观的核心观念是如何形成、建构和传播的，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这些观念指涉的对象和社会文化功能及其价值取向如何，等等。

这是一种把历史语言学和社会文化史取向综合为一种分析方法的尝试。

在这样的一种方法论视野中，“公”、“个人”、“科学”和“社会主义”等不是自明的概念，也不是简单的外来语的翻译；在这些观念与其所指涉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通过这些观念对相关领域的命名，无序的生活世界在语言中获得了意义和秩序，并显示出价值的取向；另一方面，观念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又不仅仅是命名关系，当“公”、“个人”、“科学”和“社会主义”及其相关概念被建构出来并植入历史语境中，这些观念本身也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和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最富活力的因素。

正是后一方面使我确信，语言与其所指的历史约定仍然是重要的，而且这种约定及其变化过程本身正是需要研究的对象。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是真正描述性的，...

摘自：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科学叙事晚于神话，代表了理性的萌发。典型的科学叙事是所谓科普作品，有两种科普，一种纯粹是为了满足外行的好奇心，用通俗的话语介绍科学前沿中的具体成 就；另一种科普则更类似神话，表面是科学叙事，但其目的往往在科学之外，指向一些其实是无法用科学严格论证的主张。这些主张往往与政治、道德和信仰牵涉在 一起，比如论证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功利上更值得追求等等。

卡尔·萨根是科普大师，新一代科学家正是通过阅读或观看其名著《Cosmos》而 引发对科学的兴趣的。在《Cosmos》中有很多美妙的科学叙事，除了一些具体的科学知识，卡尔·萨根在努力阐释科学研究的价值基础，即我们为什么要进行 科学探索，这已经属于我刚才所说的第二类科普了。为什么一代科学家会因《Cosmos》开始科学生涯，就是因为该片激发了一种类似宗教的神圣情绪。他们仰望星空，不单纯因为求知欲和好奇心，更不是因为功利，他们是在实践生命中的一项使命。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有大楼，无大师了。真正的大师是不会因为五斗米而从事研究的，他们更类似柏拉图描述的哲学家，类似写出忏悔录的奥古斯丁和仰望道德星空的康德。

作为例子，我们可以读《Cosmos》中的一个段落（中译pp344）：

宇宙大爆炸释放出大量的物质和巨大的能量，不知又经历了多少年代，宇宙还未定型，还没有星系和行星，更没有生命；浑沌未开，到处都是一片黑暗，氢原子亦尚在 虚空；四处散布的密度较大的气团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大，氢聚集成比现代的恒星还要大得多的气团；最后在这些大气团中点燃了核反应的火炬。第一代星体就这样 产生了，从而照亮了黑沉沉的宇宙空间。但在那时，还没有任何行星去接受这亮光，也没有任何生命去赞赏星空中的奇景。太空炼金炉深处发生的核裂变产生了重元 素，以及氢燃烧后留下的尘埃，而这些正是未来行星和生命形式所需要的原材料。巨大的星体不久就耗尽了它们贮存的核燃料。在后来发生的大爆炸的震撼下，这些 星体又将其大部分物质重新送回到原来形成它们的教稀薄的气体之中。然后，在星体间的浓云之中形成了由多种元素组成的新聚结体，从而产生出新一代的星体。附 近较小的聚结体虽然也能变大，但其体积太小，不足以激发核聚变，便朝着形成行星的方向发展。其中有一个由岩石和铁组成的小星体，那就是早期的地球。

这一段是简要的宇宙史，从大爆炸开始，光和物质的诞生，第一代和第二代恒星，一直讲到地球的形成。下面他接着写道：

早期的地球在不断的熔融和凝结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甲烷、氨、水和氢气，它们被地球捕集而形成原始的大气和海洋。在阳光的沐浴下，地球逐渐变暖，并产生了风暴 和电闪雷鸣。火山爆发、岩浆奔流。这一切过程使原始大气中的分子碎裂，分子的分裂物重新聚结，逐渐生成日益复杂的物质形式，溶解在原始的海洋中。再经过一 段时期后，海水变成温暖而又稀疏的液体。在地表上，发生了分子的组合和复杂的化学反应。有那么一天，偶然出现了一种分子能以其他分子为原料，复制出与它们 自身相同的分子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能更加准确精细地进行自我复制的分子。自然的选择有利于那些复制能力最强的分子。哪些分子复制得好，哪些分子便 增多。由于分子复制的消耗，以及转化成自我复制的有机分子的复杂缩合，原始的海水逐渐变稀了。生命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出现了。

这段描述了原始生命的诞生，接着：

单细胞植物出现了，而且生命也开始生产出自己的食物。光合作用改变了大气的组成。性别出现了。曾经是自由生活的形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特殊功能的复杂细 胞。化学感受器进化出来了，味觉和嗅觉也产生了。单细胞生物演化成了多细胞的群体，它们各个部分慢慢发展出特殊的功能。眼和耳也产生了，可以看到和听见来 自宇宙的信息。动植物发现陆地上可以维持生命。各种各样的生物嗡嗡作响、匍匐爬行、奔跑追逐，扑腾抖动、攀越翱翔。庞大的野兽在浓密的丛林中怒吼。胎生的 而不是卵生的小生灵出现了，在它们的血管里奔腾着类似早期海水的原液。它们靠反应迅速和聪明灵巧而生存下来。后来，就在不久以前，某些栖息在树上的小动物 离开树木下到地面。它们学会了直立行走，学会了使用工具，开始驯化其他的动植物，掌握了火，发明了语言。宇宙炼丹炉的灰烬现在开始出现意识了。它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发明了文字、城市、艺术和科学，直至向行星和恒星发射了宇宙飞船。这一切都是氢原子在150亿年前的演化过程中所做的部分贡献。

卡尔·萨根讲述如此浓缩的一部宇宙演化史的目的何在呢？接着读：

上述的一切听起来像是美妙而可信的神话。但是，它确是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进化过程的简单描述。我们是经历了艰难曲折才进化而来的，而且对我们自己来说，我 们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宇宙演化的所有迹象都清楚地表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宇宙氢气工业的最新产品，都是极其珍贵的。在宇宙的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同样奇异的物质变化，因此我们是多么盼望能听到来自天外的音信啊！

这里突然提到外星生命，显得有点突兀，但《Cosmos》全书其实就是以讨论外星生命为线索串接起来的。那他想说明什么呢？

我们，不管是什么人，都抱着一种奇特的观念，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只要与我们有些差别，我们就觉得有些奇怪或异乎寻常，就觉得难以信任或令人讨厌。请想想 “外国的”和“稀奇古怪的”这类词语所包含的含蓄的贬义。然而，我们文明社会的任何遗迹和文化，只不过代表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假如有一位天外来客看 到我们，他就会发现他所看到的人类及其社会中的不同与其相似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宇宙中可能存在许许多多有高级生命的世界。但是根据达尔文主义的理论，除地 球以外，其他地方不存在人类，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地球这颗小小的行星上才存在人。我们是稀罕的受到危及的物种。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珍 贵的。如果有人与你有隙，让他活下去吧！因为在1000亿个星系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

需要说明的是卡尔·萨根拍摄 《Cosmos》的时期正是美苏对抗的年代，所以他这里利用科学叙事导出了他的政治观点，即呼吁双方不要对抗，让对手活下去吧。卡尔·萨根的身份是科学 家，严格说他现在已经在用外行的身份在发言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结论，即科学叙事是可以为我们反思政治问题带来新视角的。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新视角 并因为其是科学叙事，就自动拥有权威性，其结论往往是肤浅和错误的。卡尔·萨根接着写道：

人类的历史是缓慢地认识这样一个真理的过程：我 们都是一个更大家族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初期，人们只忠实于自己和直系亲属；随后，他们的忠诚也只局限在四处流浪漂泊的狩猎—采集群落；再往后是效忠于自己 的部落、小地区、城邦、国家。我们现在已大大扩展了我们所爱的人的范围。我们还组成了简称为联合国的国家联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为某种事业一 起工作，这显然是更富人性和有利于性格塑造的尝试。但是假如我们要继续生存下去，我们的忠诚还必须进一步扩大，它应该包括全人类，包括整个地球。当然，对 那些统治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这种观点是令人不快的。他们害怕失去权势，我们将会听到许多有关叛逆和不忠诚的喧嚣。富裕的国家必须同贫穷的国家分享他们的财 富。但是正如H. G. 威尔斯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要么保留人类社会，要么共同毁灭，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这里，卡尔·萨根似乎在呼吁某种世界政府， 上帝的地位被无神论者一笔勾销后（卡尔·萨根应当是位无神论者），整体意义（全人类，整个地球）就成了生命意义的承担者。进化论图景下的世界政府是不同于中国古人讲的“分久必和，合久必分”的，那是循环论；也不同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为那个王不是进化的产物，“王”是最高秩序的人格化身。世界政府概念对西方世界其实并不陌生，希腊世界中的联盟，就是某种世界政府，但可惜没有一个联盟统一了希腊世界。罗马帝国是第一个世界政府，它是通过逐渐扩展自己的公民权建立的，罗马人既是自由高贵的同时又具服从精神，这是为什么罗马能够完成希腊无法完成的任务（世界政府）的原因。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罗马天主教会是第二个世界政府，或把罗马天主教会看作是罗马帝国的内在延续。现在，人类面临的是第三次试图建立世界政府（解决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探索外星都涉及全球利益，也需要全球每个政府的共同努力）。从历史的经验看，建立全球政府必然会牵涉大规模的战争和流血，卡尔·萨根的描述是过分罗曼蒂克式的。

假如是美国（或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政府，与之对抗的迦太基是谁呢？迦太基是个重商的国家，打仗全靠雇佣军，其实是最没有征服野心的，但却成了罗马征服过程中最强大的对手。罗马本身也没有特强的征服野心，野心强的倒是希腊。从阿基里斯，到亚历山大，再到皮洛斯都是伟大的英雄，他们争强好胜，生命短暂而辉煌，但希腊没有成功，皮洛斯本人更是受挫于罗马。罗马很像今天的美国，是“被迫”走上征服道路的。另外呢，正在“伟大复兴”的中国是最有可能像爱财重商的迦太基那样成为美国的对手的。

纽约是自由的象征，同时也是对世界的想象，各种肤色，文化风俗的人从全球涌来，汇聚在一起，他们可能是商人，流亡者，亡命徒，学者，艺术家或诗人。有身份或没有身份的，纽约一并把他们包容在巨大的城市里。纽约也有艺术家，绝对数量很多，但真正成功的，能够 靠作品过活的只有很少数，大概几十个吧，剩下的必须从事其他工作，比如做个出租车司机，艺术家在这里更多是一种生存态度，而不是职业。

艺术不同于科学，也不同于政治。科学关心真假，政治关心正义，而艺术关心美丑。这是韦伯对人类知识的分类，这个分类告诉我们艺术可以是一个很独立的领域，艺术可以不为政治服务，艺术也无需有个科学的基础，艺术就是艺术。

今天全球化生产，资本主义体制，中国特色的官僚系统已经把几乎所有人纳入了某种架构中，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这个时代想吃饭就得工作，工作就得有领导，合作伙伴等。纯粹的自由状态，真正独立的不仰人鼻息的视角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是科学家的典范，他理想的工作是门房。但在现代体制下，爱因斯坦的这种理想是不可能的。

当爱因斯坦以专利所事务员身份完成最初几项伟大研究后，就迅速被体制挖掘出来，出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和柏林大学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爱因斯坦追求科学真理的态度是遁世的，完全与社会无关，与今天为了经费而开展的研究在旨趣上毫无相通之处。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爱因斯坦不喜欢有上课这类任职义务，后来去普林斯顿就成了一名不需要上课，也不需要带研究生的“教授”了。

传统的艺术是为社会服务的，不存在无用的艺术。比如古希腊的戏剧有教育城邦公民的作用，当城邦不存在后，这种伟大的艺术自然堕落了。中世纪到近代很多艺术是为了服务于宗教，画工们以极大热忱制造巨大的雕像，在极差光线条件下大量创作壁画。

“为了艺术而艺术”只有在启蒙后才成为可能，现世的追求有意义了，甚至更有意义了。康德的工作则在理论上为艺术成为一自主领域作了奠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论证了：（1） 鉴赏是无利害的判断力；（2）美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3）在不具有目的时，美的对象就其自身是完美的；（4）美是不依赖概念而必然使人愉悦的对象。韦伯的对人类知识的三种划分是对康德工作的确认。

伴随启蒙而来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此背景下，艺术作为一种技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是《伟大的意志》，是《柏林奥运》，而不是《小便池》。作为对政治艺术化的回应，犹太思想家本雅明提出了艺术政治化。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本雅明认为被压迫阶级和无产者应拥抱新的技术，将艺术政治化去争取社会变革。

本雅明的这个思想被他的朋友和学生阿多诺批评，阿多诺针对音乐、电视等新媒体产业的发展，说明大众传播技术反而讲强了垄断资本主义对被压迫者的控制。而精英艺术则是对这种大众艺术的抗衡。

美国的学院大体来说被这类左派思想统治，他们永远站在弱者一边，努力往传统和不容置疑的反方向走，以使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处在紧张和张力之中，而人类的自由和不受奴役正是建立在这种张力之上的。

美国的艺术训练是很依赖于文本的，他们对这类观点相当熟悉，这会影响他们做作品的态度。艺术家不排斥思辨，但他们的特长并不在思辨，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行为更加生动和出其不意地与权力，与政府，与人打交道。“捣乱”和“不配合”是艺术家挑战现有秩序表明自己存在的基本方式。

艺术家的特长就在于知道什么时候捣乱的机会来了，知道怎么捣乱既能打破沉闷局面，又能使自己在混乱中全身而退，他们把各种关系和人物象对待作品中的部件那样拆开再重新组装，在社会的局部好奇地探求着各种可能性，这是一种乐观和实验的态度。与理论家追求知识，小心论证的形象迥异。